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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e Norway:俞孔坚谈中国的景观规划

2013-09-17 作者:Tore Edvard Bergaust , Karsten Jørgensen 来源:architecture norway 浏览:10738次
  水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分布不均的资源,受到城市化、森林砍伐、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现代开发活动使我们的环境变得脆弱了,但是中国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传统是很谨慎的。我们应当顺应雨洪和自然过程去进行工作而非对抗它们,即使是在城市中,俞孔坚教授如是说。
 
  2005-2015被指定为联合国“生命之水”行动的十年。2013年是联合国国际水合作年。3月22日同时也是世界水日。这提醒世界各地的景观设计师们,要通过景观规划来满足水资源保护的需求。水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必不可少的资源,同时我们未来环境的改善和全球范围内的贫困减少完全依赖于明智的水资源管理。
 
  水——变化的资源
 
  良好的水资源管理极具挑战性,因为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水文循环也非常复杂,难以对不同景观干预的结果进行概观。快速的城市化、污染和气候变化威胁着水资源,同时人们对洁净水的需求也逐渐增加,以满足人口增长、家庭、粮食生产、能源和工业的需要。但每个人都有享有干净水的权利,水资源管理必须考虑大量的利益冲突。这就为用户之间的协作努力提供了机会。水资源管理的合作涉及到多学科的方法,不仅涉及文化、教育、科学,同时宗教、伦理、社会、政治、法律、体制和经济等各个维度都非常重要。这一图景的中心即是景观设计师,应对着各种专业的挑战,例如对更为频繁和更为严峻的雨洪进行利用、防御和管理。
 
  中国的水
 
  中国的水资源管理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卡尔•斯坦尼兹——哈佛大学景观设计学教授——在2008年发表了一系列最具有影响力的景观规划观点时,他的第一个例子就来源于中国:杭州的西湖修建于公元8世纪,长期用于供水、水产养殖和农业生产。之后在宋朝,这一景观在诗人和杭州地方官苏轼(1037-1101)的指导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湖已经被认为是“自然的湖”,是具有伟大文化意义的一个美丽的地方。
 
 
俞孔坚 土人设计首席设计师 摄影:NLA/Lone Kjersheim
  今天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仍受到世界的珍视,当俞孔坚——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教授及中国最大的景观设计公司土人设计首席设计师——于2011年访问UMB(挪威生命科学大学)景观设计学院时,我们就景观规划和水资源管理对他进行了访谈。
 
 
天津桥园湿地公园,天津,2008。土人设计将之前废弃的射击场和垃圾堆积场进行了再生,变成了一座低维护的城市公园。
 
  TEB/KJ:您的许多项目,无论是管理还是规划,都关注雨洪和环境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处理水已经成为了您的“品牌”。您在这方面也发表了很多文章,同时很多处理水的项目也获得了各种奖项。您经常使用的一句话是“我们必须与洪水为友。”在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不断显现的类似的危机中,您是如何同洪水成为朋友的呢?
 
  俞孔坚:洪水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有着5000年洪水管理的历史。环境危机和不断增长的城市化将这一主题变得前沿化了。这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每一种文明都不得不适应洪水。在中国,多个朝代的繁盛程度都取决于他们如何能适应、应对并与洪水共存。中国中部大理王国的第一个国王——段思平,他在937年能够称王就是由于他对如何处理洪水有独特的理解。他选择在人们可以和洪水共存的地方修建城区,不用再建造堤坝御洪。他并不想阻止洪水,而是想顺应其进行工作而非对抗它。我认为他是中国景观规划之父。他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这也说明了洪水在中华文明中有多么重要。
“洪水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有着5000年洪水管理的历史。但这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中国是季风气候。夏季雨水充沛,秋季、冬季和春季则非常干燥。因此,河流往往在夏天泛滥。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中国中部的泛洪平原同埃及尼罗河景观颇为相似。这两个地区的农业和城市都已经适应了洪水并对其进行开发利用。然而在其他地方,城镇的建立都采取了最低限度的保护措施,采用了城市周边环绕着堤坝而不是疏导河流的方法。他们不控制河流,而是抵御洪水来保护自己。在中国,水域中的城市或者被水环绕的城市就像一个岛屿,所以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水被吸收,就像城市中有个海绵一样。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在水中的城市格局。
 
 
黄河冲击平原适应洪水的城市形态类型。每个方格为1平方公里。
 
  看看其中的建筑,这些建筑通常在平台或者立柱上拔地而起,高出水面。这是当地的一种建筑传统。这些乡村、城市和建筑都已适应了当地的水环境。
 
  农业也适应了洪水。有超过10种不同类型的稻田在梯田上建成,包括浮动的草地。在中国,我们已经开发出一种人为的乡村景观。渠道形成了一个网络,在该网络中,水是被吸收而不是被抵御的。我们有一种适应洪水的传统,可以同威尼斯相媲美。在地方层面形成了一个水上公园系统。
 
  但在过去百年的现代都市生活中,我们几乎忘记了这个优良传统。而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城市已经建立在西方思想对于美的认知上,建立在管道、泵和水坝这些工程解决方案的基础上,使用这些已经忽视了自然承载力的基础设施。在中国有25000座高坝,几乎是世界上所有高水坝数目的一半。美国仅有8000座。我们试图通过渠化河流和使用水泥及其它现代技术修建输水管道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免受洪水侵袭,而不是保持河流自然的形态。黄河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利用水库蓄水并保护城镇免受洪水的侵袭。其后果是,我们已经破坏了自然界固有的能力。古老的、适应于水的农业景观被破坏了。
其结果是,我们已经变得完全依赖于技术性的基础设施。尽管我们试图保护城市,但是我们仍然有洪水:现在它们出现在城市内部。80%的降水集中在夏季,其中高达年降水量20%的降水可能集中在同一天。在这种情况下,规律的街道排水是远远不够的,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它可能会变得更糟。
 
 
上海后滩公园,2010年上海世博会。公园建在一块棕地上,将湿地,雨水处理和都市农业结合在一起。
 
  应对洪水和干旱的新解决方案
 
  俞孔坚: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头看看我们的传统,并且同时使用新的方法。我们必须制定新的战略和解决方案以应对洪水。这就是我们土人设计试图做的工作。我们回顾我们的传统并尊重它,这并非怀旧,而是表明我们是如何利用景观作为生态基础设施来缓解洪水问题。对景观设计师而言,接纳这些新的解决方案是一个挑战。
 
  在中国,同一区域可能同时面临洪水和干旱的问题。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大城市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中国有着世界人口的20%,但我们的淡水资源仅占世界的10%,其中75%的水还被污染了。所以我们正在努力,看看采取何种方式通过应对洪水,同时解决干旱的问题。传统的解决方式是修建水库。但这带来了新问题,因为它毁坏了河流。在华北地区有非常高的蒸发量,是降水量的5-6倍。北京年降水量是500毫米,但蒸发量却是1700毫米——几乎是降水量的四倍多。因此,任何暴露在外的水都是一种浪费。所以,我们应尽量让雨水成为地下水。洪水可以为湿地地区提供水源,将其恢复为植物和动物的栖息地。洪水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被加以利用:洪水是一种资源,它应当是一个朋友。
“洪水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被加以利用:洪水是一种资源,它应当是一个朋友。”
 
  在中国,地下水位的下降——受降雨模式和人口密度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一些城市,例如北京,完全依赖地下水进行饮用、灌溉和工业生产。在北京地区,地下水位一直在急剧下降,在30年内下降了2500毫米。这同时也带来了其它严重的环境问题,例如沙尘暴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我们必须利用雨洪水以减少干旱问题并提高地下水位。我们可以将水作为一种全年的资源,而不是将其转移到大海里。
 
 
永宁河公园,浙江台州,2004。通过自然和人工要素的结合,为雨洪管理策略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
 
  政治体系
 
  TEB/KJ: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但各国文化、政治和经济体系却是不同的。同西方的体系相比,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在水利发展方面是特别有利还是不利呢?我们需要新的体系吗?在不同的体系中,景观设计学如何能够做出贡献并制定各种解决方案呢?
 
 
 
中山岐江公园,广东省中山市,2002年。该设计基于场地原有的船坞元素和乡土植物。
 
  俞孔坚: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变得更为接近西方。我们现在的中国同样是一个消费社会。这是一场孕育着危机的灾难。我们正在牺牲环境和破坏我们赖以为生的生态资源。
 
  传统的中国模式是基于对有限资源的认识。在1950年之前,在中国只有10%的人口是城市居民。这10%过着奢侈的生活。其余的人口采用着传统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为节约资源做着贡献。今天,中国采用着西方的消费模式,产生了重大的环境问题。由于缺乏良好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在中国比在其他许多国家更为严重。我们接受了这种模式,它破坏我们的自然遗产,同时对生态系统有着重大的影响。生态系统非常脆弱,而且往往那些有着一小块土地的农民个体对这些后果的感受最明显。
 
  然而在中国,我们有一个国家级的自上而下的系统。通过将景观政策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预防许多破坏生态基础设施的问题。土人设计的部分工作已经开始影响政治家了。我曾亲自写信给总理,促使其联系并影响了环境部长。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运作这个国家生态基础设施规划项目的案例——这是一个国家级的栖息地系统,整合了一个国家遗产系统,也就是著名的“大运河”。它被提名为一个国家遗产项目,也应该达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级遗产的标准。它不仅仅是一个交通网络,更是一个文化和生态系统。景观不仅是可视的,而且是一个水文调节、农业生产、民生和文化的系统。这个概念对景观设计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过程是国家级的。我们有国家土地资源局,它具有极大的权威,已经在国家规划体系中应用我们对生态基础设施的规划研究成果。
 
 
沈阳建筑大学校园,辽宁沈阳,土人设计,2004. 校园坐落在耕地上,园区被设计成一处具有生产功能的稻田,在这里学生和老师可以重新审视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TEB/KJ:关于使用者的参与呢?在如此大规模的规划项目中为此预留了空间吗?
 
  俞孔坚: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城市市区的富人数量一直在增加,但仍有许多农村贫困人口。今天,一个区域发展进程导致变化的发生,需要对人们的需求给予更大的重视。整个村庄也不再像它们几年前经历的那样被整体移除。对那些仍需要搬迁的人而言,人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机会,并得到更好的补偿。从前,修建一个大坝、启用一座采石场或者建立矿山需要向国家支付费用。但是现在一项新的法律已经通过了,这意味着在任何开发之前,开发商必须缴纳资源税以回馈当地人民。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景观是属于公众的,也应造福人民。20年前,公园一般都封闭在栅栏后面。人们不得不买票参观公园。今天,它们是开放的或将逐步面向公众开放。我们获得了打造第一个没有围栏的公园的机会。港口和码头则是另一回事,它们经常被工业和其他设施所占据,从而限制了人们的可达性。我们尽力在我们的项目中让滨水区具有可达性。景观基础设施的规划有助于生物、文化、社会和生态各个方面的整合,也有助于长期的资源管理(如水资源管理)。
 
  规划vs.设计?
 
  TEB/KJ:您写了很多关于“大脚革命”、生存的艺术和从属于当地文化的生产性景观的文章,同时反对观赏性园林和属于上层社会的“小脚景观”。然而,您的很多设计方案都表现出了对细节的关注,例如红飘带项目。很多人甚至都把这个项目看做是您的商标。您如何看待设计方面和生态规划之间的关系?
 
 
秦皇岛红飘带公园,秦皇岛市,河北,2008. 一条500米长的“红飘带”整合了照明和其他服务,并保留了自然景观。
 
 
秦皇岛红飘带公园,秦皇岛市,河北,2008.
 
  俞孔坚:每个文明都有两种平行的主要文化:一种是精英文化,另外一种是生存文化。在中国,这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仅有上层的精英文化得到了西方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可——紫禁城、绘画、颐和园、中国的古典园林等等。这些被视为中国的文明。然而,这仅仅是中国文明的一小部分,这种皇家文化的维持极为昂贵,也造成了其自身的消亡和苦难。
 
  我们几乎忘记了另外一种文化:生存的艺术、可持续的农业、农业艺术,如稻田、谷物梯田、灌溉和循环系统、果园和森林等等。作为景观设计师,我们从来没有学习过使用这些元素进行设计。我们已经忽略了它们所蕴含的智慧和美丽,现在必须将这些放到前面来。
 
  “仅有上层的精英文化得到了西方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可。这些被视为中国的文明。我们几乎忘记了另外一种文化:生存的艺术。”
 
  景观设计学是一门必须基于生存的艺术。我们必须发现“生存的艺术”,这一定是装饰元素的基础。如果使用了装饰元素,它们就必须具有一定的功能。红飘带实际上是一个长凳——现代的环境美学。艺术应该被整合到生态系统、社会空间、农业中去,并为经济和文化权利做出贡献——而不是仅仅为了艺术的目的而存在。我们需要一定意义上的平衡。长凳可以使用木头或者钢铁材料制作,使其更加激动人心。艺术不应该被忽略,而是应该被转化成为一种生态的艺术。
 
  TEB/KJ:在审美中应该有一个伦理核心吗?
  俞孔坚:伦理是新美学的核心。这也是我使用“大脚”这个比喻的原因,我会为了生态功能而牺牲美丽这一单一方面。“大脚”可能是丑陋的,但是它也可能变得美丽?在景观设计中,一个小小的姿态通常已经足够了,就像在浓密的头发之中你可以只使用一个小橡皮圈——而它是美丽的。
 
  TEB/KJ: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能够从造园艺术或者“小脚”审美中学到的吗,比方说可以用来创造“大脚”审美的独创性和创造力?
 
  俞孔坚:上层文化是基于人类直觉的——例如维度、空间和色彩。我们从中发现了一些可以学习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使用它们。
 
  TEB/KJ:人们乐于接受这种新的审美吗?
 
  俞孔坚:人们喜欢修剪得很整齐的低矮草坪——“小脚”审美,但是也有一种自然的本能去欣赏滚动的草浪——我的一些学生曾进行过一项研究,表明人们喜欢这些。高草很美丽,然而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景观里面没有见到更多?红飘带公园的开放,使人们能够进入这样的自然区域,但仍感到很安全。这是一种我们都有的需要——感到安全的需要。
 
  TEB/KJ:您希望对我们的同行传递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俞孔坚:写一封信或一本书!你们能够影响媒体和政治家们。让人们听取你的意见,放大你的声音!
 
 
  翻译/苏博 校对/吴巧 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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