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城市与环境充满挑战与机遇
未来10年的中国城市与环境充满挑战与机遇。无论是祸或福，都绝不会令人平静。基于2010年已出现的种种端倪和世界城市与环境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我对未来中国城市与环境的担忧和憧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关键词：
人口集聚
2020年的中国，人口将进一步加速向城市集聚，可能有超过55%的人口将进入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在内的几大城市的人口将大大突破此前规划的长远目标，城市规划可能将再次陷入“先建设后规划”的被动局面。住房紧缺和房价高企，将一直困扰追求城市之梦的年轻大众。
拥堵
拥堵将成为未来10年中开车族的最大心病。不但大城市将进入堵车高峰期，中等城市也将出现堵车困境，区域性的、全国性的城际大堵车将不再是新闻。由此将引发效率、健康甚至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对石油进口和汽车轮子的依赖，油荒也将困扰每个人。
水危机
水资源与水环境危机将在未来10年内凸显。过去30年，缺乏生态意识的快速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工程，大规模、机械的水利工程，在推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水生态系统面临危机；加上控制不力的工业排放，已让地表水、大面积的土壤及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中国水系统的自净能力、旱涝自我调节能力和生物承载能力在急剧下降。未来10年，中国水资源和水环境危机可能将突破底线门槛，水荒将降临一些大城市。旱涝灾害将更加频繁。而全球气候变化将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
或现“钱荒”
中国城市过去的快速发展依赖于低成本的土地，中小城市的财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卖土地。中国城市似乎从不缺钱。这钱来得太快，去得也快，造了许多包括宽马路、大广场、巨型建筑在内的形象工程，它们耗能巨大、维护成本极高。很快，土地的紧缺和城市化的偏移，中小城市将面临财政危机，无力维护大量老化的形象工程和大型公建。
“新上山下乡”
“新上山下乡”运动可能将随着老龄化人口的急速上升而成为城市人的一种时尚。60年代初出生的城里人将在怀旧与土地情节的召唤下，回到阔别近40年的乡下，寻找身体与灵魂的归宿。同时，引发具有中国特色的逆城市化浪潮。政府可通过开放农村住宅和宅基地的商品化禁区，创造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为解决“三农”问题带来难得契机。房地产第二战线将得以开辟。
生态城市运动
油、水危机、拥堵和对宜居城市的呼声，使未来10年的城市化将以生态城市建设为核心理念。经历奥运、世博和亚运等盛事之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将回归常态。在经历寻找世界大都市的种种“折腾”之后，最终从粗糙的造城运动，走向生态化城市建设理念。城市和城郊的江河水系的生态恢复工程，大量耗能建筑的绿色改造，以自行车、公交和步行系统为核心的绿色慢行系统的建设，新能源的推广应用，城市单一功能区的复合化，必须成为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全方位的生态化和低碳化，将成为新建城市与社区的核心特征。
新生活方式
解决中国种种城市与环境问题和建设生态城市的最终良方是新生活与新文化运动。这是主观憧憬，也是历史必然。这场城市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以绿色、低碳、环境伦理为特征的新美学、新价值观和新生活方式。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革命，也是中国可以给世界做出贡献的、并赢得尊敬的绿色革命和思想文化创新。在这样的城市里，年轻人沿绿色的河流廊道骑车上班，清水沿街边的绿地流淌，小孩可自由穿过马路上学，老人在小区的菜园里耕锄，鸟儿在房顶的花园里欢唱。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 公共建设资金来自何处？
展望今后若干年，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将会加快，城市人口很快就会超过农村人口，甚至20-30年后会达到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二、四分之三。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庞大的公共建设资金来自何处？这是一个需要及早解决的重大问题。
以往曾经采取的“土地财政”的做法已经走到了尽头，难以继续。地方财政债务化也不可行，因为地方债务越积越多，谁来偿还？地方财政不受约束，迟早有崩盘的一天。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仿效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城市公用事业投资基金。
具体的设想是：由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作为发起人，适当投入财政资金，引导和掌握基金投资方向；金融机构、社保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作为基金的投资人。基金成立后，可以发行“中国公用事业发展债券”，吸纳民间资金。这样，城镇化过程中的供水、供气、供热、供电、公共交通、城市绿化、垃圾收集和加工处理等设施的建设，就会有持续的资金供应了。城市公用事业投资基金重在经营。根据国际经验，公用事业投资基金经营过程中会有较高的回报率，并能促进城市就业。于是，既可以吸引民间投资，又有利于缓解城市就业问题，还有助于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一举多得，何乐不为？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对中国法治抱乐观态度
回想80年，感慨万分。我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失去了22年的光阴。如果按60岁退休，到现在，我应该补回20年光阴了。假如能再干20年，我就把失去的光阴都拿回来了。
现在，我除了身体稍微有点吃力，但总的来说感觉还好，我完全有信心，能够再过10年，活到90岁。这是我下一个目标。
我是研究民商法的，研究民商法的核心问题，是研究私权。有了私权的昌明，才能有中国真正的复兴。但私权在中国扎根，要克服很多的艰难险阻。可以说中国法治方面的很多问题，在于私权和公权的博弈，比如两者发生冲突时怎么处理、冲突中各方的利益特别是私权的权益怎么得到保护。但无论如何，我对中国的法治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因为从私权的保护角度来看，中国的私权保障比过去是大大进步了，不用说在前30年，更不要说在“文革”10年，就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通过了《物权法》这样的洗礼，人们对于私权保护的权利意识大大提高。我们在1990年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在当时是很难设想通过一部《行政诉讼法》来保障私人权利的。
中国法治未来的道路还很艰巨。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完成任务了，应该把接力棒交给年轻一代，靠他们来完成重大的使命。
汤钊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教授） 抗癌：消灭和改造并举
过去的肿瘤治疗建立在病理学基础上，一旦显微镜下证实为肿瘤，即采用手术、放疗、化疗、局部治疗、去血供治疗等方法消灭它。近年分子靶向治疗，主要是抗血管生成疗法，也丰富了肿瘤治疗的手段。目前已可能在分子水平区别不同病人的特点，使肿瘤个体化治疗日趋临近。从分子生物学到系统生物学的进步，人们认识到肿瘤是多种环境因素与机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多基因参与、多阶段形成的动态过程。在体内则是肿瘤、微环境和机体互动的结果。为此，针对单基因治疗肿瘤的思路已难满足需要。
预期未来10年，肿瘤治疗的基础将由“病理学”向“病理-生物学”过度，前者主要针对“肿瘤”，后者则针对“肿瘤病人”。抗癌战略也将由“消灭肿瘤”向“消灭和改造并举”的方针转变，即在消灭肿瘤的基础上，合并改造残癌和改造机体。改造残癌包括使其“改邪归正”，如中药砷剂治疗一种类型白血病，是因其可与致癌蛋白结合，使癌细胞变成较为“分化”，即恶性程度减低。改造机体是使机体增强抗癌能力，可以通过神经、免疫、内分泌、代谢等途径加以干预。
癌转移不是癌的晚期现象，而是恶性肿瘤最重要的特征，其研究是未来10年的攻坚战。目前已发现诸多消灭肿瘤疗法有促进残癌转移的作用，对这种促转移作用的干预，将是提高现有疗法疗效的一条捷径。
近年来，人们开始注重研究癌症与炎症、与干细胞、与胚胎发育、与微小核糖核酸等的密切关系，这将可能为肿瘤治疗提供新途径。一些无关的药物将参与肿瘤治疗，如长期应用阿司匹林可降低一系列癌症的死亡率。
总之，消灭肿瘤仍然是主要的、基本的，但“改造”将是重要的补充，是进一步提高疗效的关键。
曾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发展公共卫生的最好时机
如果说刚刚过去的10年，是中国公共卫生有史以来最重要的10年，那么未来将会是直面更多问题与挑战的10年――涉及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食品卫生、职业病防治、妇幼卫生、艾滋病防控、结核病防治等公共卫生问题，将继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未来10年依然是公卫事件高发期。由于生态环境变化，社会经济发展，技术演进与法律、伦理等碰撞，势必会出现很多新问题，公共卫生风险在加大，各种脆弱人群受害。过去两年社会上突然冒出群体“疑似艾滋病恐惧症”，正是互联网普及将此问题推上风口浪尖――谁能保证社会急速变迁下，人类脆弱的心理不会催生更多无法预料的情况？
过去10年最惊心动魄的SARS是中国公共卫生转折点。SARS是文革中公卫活动停滞、文革后公卫事业被扭曲成脱离公益性宗旨的问题总暴发。SARS后，我国疾控体系开始全方位建设，公共卫生快速进步，至2009年我们顺利应对甲流。
但，与生物医学方面我国疾病预防控制研究能力薄弱、核心专利很少的技术阻碍相比，理念落后更可怕。眼下，有些地方政府只重利润、不重环保，只重GDP、不重公众健康，甚至袒护产生污染、造成职业危害的企业。再例如，国家层面重视了传染病与应急突发事件，但基层落实困难重重，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未来10年这些亟需改变，但改变亦非常困难。
与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方面的国际地位相比，中国公共卫生是弱项。目前我国对外实施援助很少，甚至还依赖别人帮助。未来10年挑战很大，这也许正是发展公共卫生最好时机。在我看来，中国公共卫生能力提升，不仅是10年，也许还需50年甚至更长。
冯骥才(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 文化遗产保护较劲的10年
未来10年，是文化遗产保护最较劲的10年，似乎进也不得，退也不得。
这不是我无端的忧虑。有一次，一个朋友对我讲：你是文化遗产的罪人。我问为什么。他就说，这些遗产你不发现还好，只要你把它嚷出来了，有些人就想拿它当政绩，拼命张扬它，得到政绩以后就把它扔一边不管了。谁管呢？开发商管，他们把文化遗产变成一种商品，其真正的实质就消失了。其结果最终是保护了呢，还是破坏了呢？
他的话使我陷入深思，他说的是严峻的事实。比如一个民间歌舞，本是为了庆祝丰收、节庆、结婚，舞者的笑容里包含着很多美好的情感。但进入市场后，这个笑就是秀给别人看的，是冲着游客的腰包的，实质的内容就没有了。再比如，很多剪纸拿机器刻了，很多年画批量印刷了，手工的技艺变成了机器的制造，农耕的文化变成了工业文化。
那怎么办呢？不去挖掘文化遗产，它就自然消亡；去挖掘它，它一不小心就会市场化，变质，变味，变色，文化遗产得而复失。怎么办？
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文化工作者并不是无可作为的。我想，至少在两个方面，还是可以用力的。
一是给每一个文化遗产建立文化档案，记录它现在还存在的原真性、原生态的东西。这我们已经在陆陆续续做了。
二是尽可能地为文化遗产培养年轻的专家。我国目前有130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遗产没有专门对此进行研究的专家，也就是说，没有人对它进行学术的、科学的认识，没人给它制订价值的标准，没有人帮助传承人按照这个标准来传承。而是稀里糊涂往市场一推，以
为让当地人赚到钱了，就是保护了，其结果往往是加速遗产的消亡。
未来10年是文化遗产保护最关键的10年。什么是科学，是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谁知道事物的规律呢，是专家。所以我希望在未来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专家应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关键是政府要尊重专家的意见，真正的按文化的规律办事。
郑欣淼(故宫博物院院长) 故宫之学显瀛寰
对于走过85年历程的故宫博物院来说，未来10年无疑有着诱人的前景，故宫的保护，博物院的建设，故宫在弘扬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会有重大的发展与提升，但其中最重要的，当是故宫学的崛起与日益扩大的影响。
故宫学是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集整理、研究、保护与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故宫学问世才7年，即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和丰富的研究成果引起学界的注目，而它进入高校则标志着故宫学步入新的阶段。台湾清华大学从2009年秋季起，开设“故宫学概论”课程，计入学分，80个选修名额，电脑报名者达2000余人，听课者挤爆教室内外，盛况空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决定，在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教学中心下设故宫学方向课程，授予硕士学位。浙江大学也已决定设立“故宫学研究中心”，条件成熟时招收故宫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这些令人鼓舞的信息，反映故宫学真正由自发进入自觉，对于故宫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两岸故宫博物院都是故宫学研究重镇，故宫学研究的深入，必将进一步加强两个故宫的交流与合作。
“鼓吹七载起波澜，笔翰磨人鬓已斑。我愿诸公多顾念，故宫之学显瀛寰”。2009年10月，我的《故宫与故宫学》一书在台湾出了繁体字版，我写下了这首小诗。让故宫学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显学，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在未来会为之努力奋斗的宏大目标。
吕章申（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国家博物馆跃升国际一流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经过去，其间诞生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工程作为“十一五”国家重大文化建设工程也近竣工，其近20万平米的建筑成为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博物馆。
展望新的10年，国家博物馆将以新的建筑风貌和专业水平呈现在世人面前。3月份起，将陆续开展各类展览，不仅能展示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还将展示世界文明的精华，以及现代艺术发展的成果和当代艺术的创造。国家博物馆作为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文化的窗口，在未来的10年间所担当的传播历史与艺术文化的重任，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增进公民审美能力，提升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见证中华民族的复兴，将发挥出前所未有的作用。
未来的10年，我们的政府会更加重视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博物馆的数量增多，规模扩大，以适应国家发展的文化需求和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我们的人民会对博物馆有更深的认识，会更加热爱博物馆，会把它作为人生的第二课堂以及文化消闲与消费的重要场所，因此，博物馆将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而我们博物馆人会更自觉地承担为公众服务的责任，在收藏、展示、研究、公共教育、对外交流、产业开发等方面协同努力，使我们的博物馆以“历史与艺术并重”的综合性特色，跃升到国际一流的行列，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标志之一。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 美术作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美术正处在创作繁荣和社会需求的盛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为艺术家用多样化的视觉形式反映现实、表现个性感受提供了充分的条件，美术作品也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艺术创造中所展示的艺术想象和探索创新正在提升着民族的审美水平，转化为文化的滋养，激励人们创造美好家园。中国美术将会更加长足发展，人们能够在美术馆、艺术区等场所欣赏到多彩的艺术，更会发现在城市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领域里，“可视的美”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美术也将更大规模地走向世界，由此向世界带去中国美术的成果，也让世界人民从美术的图像中看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的精神风貌。
王安忆（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不同代际作家可以并存的时代
下一个10年文坛发展的状况，我还是看好的，文学应该能走在一个正常发展的路径上。跟我们的上一辈作家相比，现在文学创作做到了“自由表达”。当然，市场化对作家还会继续形成压迫，但市场化多多少少检验着客观需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公平的方式。以前的作家不管写好写坏版税都一样，现在写得好的作家，书一定会多印，我觉得不存在写得好的作家会被埋没的问题。至于过度的市场化，究竟对文学有没有利，我暂时不作结论。
我个人对这个时代不是那么悲观。当然，有很多的不如意不是我们能影响得了的。我们现在评价作家常常强调年轻,这是一件特别奇怪的事，这也许是亚洲所特有的。“新时期文学”时，张洁开始写作已40岁了，现在要是有作家40岁发表处女作肯定被出版方“骂”死。前一阵，我推荐一个年轻作家的作品给一家出版社，对方马上问起作家年龄，当得知是研究生时就面有难色，因为这样一来便不能把她作为“少女作家”来进行炒作了。
我始终认为当下把一个作家的年龄、性别、长相看得特别重要的风气是从娱乐圈来的。放在以前，作家是男是女、长什么模样根本不重要，出书甚至是不登作家照片的。我留意过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都不年轻这一特征。文学不是青春饭，不能刻意为“新锐”开道。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有个标准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一个作家是否具有进行持续性写作的能力，在他们看来必须持续写作30年以上，才能跨入门槛。
现在谈下一个10年，我们的文坛是否能完成“换代”还为时太早。几年前我在和德国汉学家顾彬交流中，对方曾不解地问道，为什么在当代中国轻而易举就能“推翻”一个作家？在德国要否定一个作家，需要漫长的过程，而经典的建立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时间的概念固然是敏感的，但生活进行的速度事实上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快，著名作家怎么可能如此快就被替代？所以，对下一个10年，我所认为的走在正常发展路径上的文学，应该是不同代际的作家可以并存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