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印度Journa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于2001年创刊发行。多年来，该杂志汇集了印度前沿的景观作品和研究成果，旨在促进景观设计行业在印度的交流和发展，并不断探索新的方式以提升其在空间及其他相关领域内的关注度，增进与普通大众间的交流。围绕“公共空间设计”，本期专访了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教授。访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就景观设计行业、学科教育及在公共领域里的角色进行了探讨，二是以俞孔坚教授设计的公共空间作品为例，进一步剖析其理念。
Q: 中国哲学思想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久远，也是中国历史上许多标志性建筑的核心思想。这些思想是否仍然是影响当今中国景观设计的主要因素，亦或如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交予市场决定。
A: 的确，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世界园林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被视为反映了中国人的景观理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但当这个理想通过造园来实现的时候，这种关系就变得虚假、扭曲：填埋灌溉的水渠、水塘搭造水景，养一池突变畸形的金鱼，装饰性的园林植物替代丰产的农田，伺养着娇艳的鲜花，种的是不能结果的桃树，健康的树要修剪、扭曲以制作盆景。这些景观非但不能生产，还要耗费大量金钱和资源去维护。这种由帝王和失意士大夫所定义的上层文化，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历史上也加速了一代代曾经辉煌的封建王朝的衰败，而今却仍在延续和泛滥，尤其是在近几十年“城市美化”、“花园城市”等运动下，公共空间的设计和城市社区的建设，到处可见欧洲的巴洛克和古罗马景观。
我们过去城市设计模式的后果便是当下环境的严重破坏和资源的无度消耗。传统园林（包括西方的园林）首先不符合当代的环境伦理、不符合可持续原则、不能满足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也不能彰显当代人的文化身份，根本不能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我们正面对着环境与生态、文化身份丧失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然而，这也正是景观设计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的成分，重归真实的、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的艺术”；我强调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设计和构建生态基础设施（绿色基础设施）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这才能真正重建“桃花源”。
Q: 请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发展史。
A: 19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中国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包括新兴的中小城市在内的很多城市都开始积极对外招商引资，建设具有活力、环境优美的城市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许多市政府官员在对西方城市考察的过程中构建了对现代都市的概念，回国后便指导设计单位和建设部门进行效仿。当然，西方在中国的租界区规划以及在美国、欧洲和俄罗斯接受过教育的规划师和设计师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狂热期。市政府开始大量借鉴西方思想，委任西方设计师，设计夺人眼球的建筑。然而许多大规模的公共项目的建设期极短、质量堪忧。城市运动下建立的中国城市，缺乏文化敏感性、忽略了地方特色和生态完整性，更多地沦为政府官员地位、喜好和权利的象征而非满足普通大众的生存、生活和精神需求。
大规模的住房建设项目，照搬西方典型的单层或双层、独栋的外形，完全不考虑本土气候条件，也达不到其原型的技术标准；城市中心纪念性的景观大道只考虑外观和房地产开发等商业价值，实则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常导致功能和结构的混乱；广场用昂贵的材料铺装，面积越来越大；公园的自然地形和植被都被削去，以人工景观和异域的奇花异木替代；原来蜿蜒流淌于农田和乡村的河流在大规模的基建项目中不是被污染就是被填埋改道，或者裁弯取直，用混凝土砌筑成三面光，天然栖息地和植被大量丧失，水质恶化。
Q: 您于1997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景观设计学科，一个本质上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园林的学科，当初开办这个课程的主要考虑有哪些？
A: 哈佛博士毕业后，我进入美国的SWA景观设计公司工作，1996年回到中国进行交流和讲座。回国目睹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美化运动后果，就觉得纠正这个错误刻不容缓。这个时代亟需一种新的景观、新的建筑。我开办这个学科正是要寻求适合当代中国的景观设计学科，重新定义、重新评价这个职业，重新给予标准。我1997年回国后，首先在北京大学建立了景观设计和规划中心，这是我们的起点，之后逐步成立了现在的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对于这个新的学科，我认为新时代的景观设计应该建立在一种正确的美学之上，一个连基本价值观都是错误的学科体系是不可能创造出好的作品来的。所以这些年我们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重新定义景观设计学，认为是一门源于大禹治水、源于5000年灌溉、造田、种庄稼等中国乡土经验的生存艺术。这个学科必须在关于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历史文化系统以及工程技术系统的学科基础上建立，并且重新发现中国农业的传统智慧。培养具有当代土地伦理，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能通过规划设计手段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人才是我们的教育目标。
中国的景观设计学科才刚刚开始，需要开拓和完善，体系需要建立，教师人才奇缺，但前景无限。发展这样一个学科，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目前看来，社会上对该学科教育的热情已经起来。2000年的时候中国只有几所大学开办了景观设计课程，现在已经超过了180个。过去十年的时间为我们未来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光明之路。学科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一样，都需要一个周期，相信我们会迎来一个真正繁荣健康的局面。
Q：您视景观设计为“社会公正和环境监护的工具”，考虑到当下社会经济层面上巨大的贫富差距，如何理解它作为“社会公正的工具”？
A: 当资源、环境被严重破坏的时候，依赖他们生存的低收入人群往往受到的影响最大。中国的城镇化模式让城市规模快速扩张，蚕食郊区和农村用地。乡村居民被迫迁移，成为城市居民，但是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难以融入这个社会。而一个有着强烈社会和环境责任感的城市规划者和设计师会在其设计中考虑到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在城乡之间创造一个平衡的系统，并尽力呵护珍贵的土地资源。
我们提出的“反规划”(Negative Planning)就是通过规划和实施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主导城市发展。生态基础设施是由一系列景观元素和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组成的生态系统网络，它能够维护自然和文化景观的过程和格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维护关键性生态系统服务。我们首先规划出作为生态基础设施的非建设用地，如河流水系、绿道、林地、湿地等，剩下的地方再做建筑物的建设和发展。这种逆向思维的规划是对传统规划方法的反思和改进。
Q：在公共领域里有哪些潜在的机会和限制？
A: 中国具有一个自上而下、集权式的管理体系，这决定了政府高度的执行能力。我想这里同时隐藏着它的潜力和局限。一方面，我们已经目睹了城市美化运动在短时间内造成的巨大破坏，另一方面，如果这种效率能受到一个重视社会和环境价值观的引导，它又是非常有益的。
譬如，我曾写信给前总理温家宝，呼吁在新农村建设之前必须确定好国家生态安全格局（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以保护脆弱的生态和文化景观，维护其自然、生物、文化、美学等功能。温总理很快作了批复，中国环境保护部委托我们完成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规划。研究基于政府部门提供的宝贵数据，成果受到了多个部门的重视，国土资源部在规划指南中开始使用“反规划”和“安全格局”、“生态基础设施”等理念。相信这个规划内的水源涵养、洪水调蓄、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安全格局能够对后来的规划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就是一个主动寻求机会与决策者合作的例子。
Q: 对想要从事公共空间设计的人来说，请您谈谈可供他们借鉴的经验？
A: 我相信公共空间的设计者担任着连接决策者和普通大众的桥梁的角色，因此设计者需要同时了解双方。我在设计中总是尽可能了解场地，了解人们与周围环境互动的方式以及他们的空间需求。年轻的时候，我也曾在场地里露宿一整个晚上，近距离感受土地的呼吸和脉动，同时观察周围的人与其的互动。另一个方面就是要尽量了解决策者的考虑，找到你们之间合适的沟通方式。
最后，我希望设计师都能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这是你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最好的机会之一，且让人兴奋的是，它的影响不止是一代人，而是许多代人。正如半个世纪前，杰出景观设计师佐佐木（Hideo Sasaki）告诫我们：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技。我们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文章来源： Landscape Architecture - A Tool for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In Conversation with Kongjian Yu. Journa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J]. 2015. 45:44-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