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土人新闻 >  媒体报道 >  正文

三联生活周刊:年年治涝,年年看海:城市内涝还有解吗?

2020-08-05

  人们常把洪与涝连在一起说,但其实两者是不同的概念,通常外来的水多了产生“洪水”,而“内涝”是本地降雨引起的渍水。即便我们将洪水挡在了城外,仍不得不面对发生在城内的涝灾。


  而季风气候下降雨集中的特点,导致我国很多农村地区涝一年,旱一年。城市里头年年治涝,年年看海。为了破解城市内涝困局,2013年,“海绵城市”被纳入国家政策,其后在住建部的牵头下于全国30个城市陆续开展试点。


  作为“海绵城市”理念的倡导者,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住建部海绵城市专家指导组副主任委员俞孔坚20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基于自然的雨涝解决方案。他认为治水不应该依赖高堤大坝,而应还水以更多的自由流动空间。他不赞同像国外城市那样修建庞大的地下排水设施,反而提出要重视民间小水利的作用。这些颠覆性的言论也给他带来了诸多争议。


  如今,“海绵城市”运动如火如荼,城市内涝依旧发生,俞孔坚对此是如何解释的呢?



城市内涝为何越来越频繁?



  三联生活周刊:您是1997年回国,第二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时候洪水灾害的特点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俞孔坚:引起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的主要是山林破坏,河湖开垦,当时城市内涝带来的灾害并没有现在这么严重。那次洪水过后就有了全国范围内的退耕还林、退田还湖政策。


  我回来后,关注更多的是城市的快速扩张,这个过程导致大量河漫滩和湿地消失,河道渠化硬化。我一回国就遇上了好几场城市治理方面的大讨论,比如北京当时的河道裁弯取直和硬化工程,包括清河还有京密引水渠在内,很多河道、湿地等自然水系统被破坏,这是我们今天洪涝灾害频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7月8日,一名戴着口罩的男子在武汉江滩公园漫步,因长江流域连日的暴雨,江水已经淹没了他脚下的步道(南飞 摄)


  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时,为什么城市内涝带来的灾害没有现在严重?


  俞孔坚:那时候城市刚刚开始扩张,大部分城市面积还很小,城市人口也不到今天的50%,而且自然的消纳能力很强。当时我们在山东菏泽做了一个研究,发现菏泽城里还有72个坑塘,以及大量的坑塘水系,还有像湖北,城市中的湖泊也都还在。


  1998年洪水后采取的山林保护政策,尤其是对长江上游三江流域的保护应该说是做得非常好的,但在城市里面情况是反过来的。我们很多城市和过去相比扩张了5倍甚至7倍,但我们10年前做了个研究,发现这些城市扩张空间有70%是侵占了河漫滩和洪泛区。因为这些土地很便宜,而且本来就是国有土地,改变一下性质就可以造房子了,比征收农民的土地划算多了。


  我们城市的人口和GDP有近70%都在以前的洪泛区,这意味着城市建设的土地大量侵占了水的空间,而为了侵占水的空间,就要进行河道的渠化和硬化,修筑堤坝,把河道变窄,把湖泊和湿地填掉,所谓“三通一平”。这么一来,土地的滞洪能力降低了,河流的自我弹性也丧失了。可以看到,现在江河两岸的防洪堤做得越来越高,但两边的河漫滩和大量湿地都消失了。过去50年,中国有近50%的湿地消失。现在中国已经有60%多的人口集中到了城市,而城市中的70%又在高风险的洪泛区,如果这些地方洪水来了,一旦决堤或溃坝,跟1998年或更早的时间相比,造成的危害就要大得多。


  大家都看到了,现在新安江上游的洪涝非常严重。我不知道今年的雨水是不是比历史上的极值还要大,我想不会,但是它造成的灾害比以前还要严重。徽州那座被冲毁的明代古桥在那儿已经将近500年了,为什么偏偏今天被冲毁了?很大程度上说明瞬间的洪水冲击力比过去近500年的都要大。为什么比以前都大?这说明上游的滞蓄能力降低了,说明我们城市和土地应对洪涝的韧性变小了,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变弱了。


  上游建了许多水库,按理说可以更好的调节洪峰才是,这些水库如果能智慧地管理,适时调节,可能对防洪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完全相反的作用而带来的风险同样存在:那就是集聚了自然的破坏力。而这样的问题会经常发生,无论是因为水库自然决堤,还是管理疏忽,古今中外不乏案例,任何人类工程都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保障。


7月24日,三峡枢纽工程泄洪情景(人民视觉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这些年,很多城市都投入了不少资金用于治理城市内涝。以有“百湖之城”之称的武汉为例,这几年动用了上百亿的资金用于治涝,但还是无法改变一下大雨就“看海”的局面。这是为什么?


  俞孔坚:2000年前后,我们就研究过湖北的案例,得到的结论就是水的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湖北原来是千湖之省,但你可以发现,现在留给水的空间已经少了很多,有的是被高堤大坝围起来了,有的是盖了房子,湖泊大量消失、缩减。每一年洪水来的时候,就要派人上堤驻守。我们现在过多地依赖工业化的基础设施,水泥堤坝、水泥管道、大功率水泵,以及调蓄工程,但实际上这些设施、工程都有一定的忍受范围,没有韧性。一旦超过了范围,水的破坏力因聚集而瞬间爆发,灾难便发生。


  典型的例子是2005年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导致新奥尔良防洪堤决口,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2000亿美元,1000多人丧命。这样的灭顶之灾,中国历史上更多。把原本属于水的土地拿来盖房子,产生的收益和修防洪堤的钱比较一下,这个账是很好算的。但他们不知道两年以后或者十年以后,这个账就是要还的,而且可能永远要还下去。


「我家住在长江边」


下水道和防洪堤不是治本之道


  三联生活周刊:每次洪涝侵袭之后,地方政府出于防洪的考虑就会重新修缮水利,加高堤坝、新建水库等。您如何看待这些防御措施?


  俞孔坚:我并不反对修水库、建水利设施,但是我反对片面地依赖人工调蓄、防洪堤坝、排涝管道和水泵这些“灰色”基础设施,而把原来的自然系统破坏掉。就像人一样,你整天靠呼吸机,那是很脆弱的,一旦呼吸机出了故障怎么办?人随时就有死亡的风险。城市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灰色工程思维主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本来是一条水系,为了防洪把某一段河堤加高,尽快把水排走,不考虑上游和下游,也不考虑周边。所以现在就是一下大雨,水都到河里了,造成了洪水,一旦不降雨,河里没水,又要抗旱了。


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蔡小川 摄)


  三联生活周刊:这几年每当有严重的城市内涝曝出来的时候,媒体有一个主流的观点就是“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法国、德国,建设发达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统。您过去一直不认同这种观点,现在还是坚持这一看法吗?


  俞孔坚:这是一个误导。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误导?背后可能是一些集团的利益。我前阵子跟巴黎城市管理委员会的专家通过电话,他们说也要向中国学习海绵城市的理念。因为这两年,巴黎也出现内涝了,伦敦、纽约也都涝了。也就是说地下修多大的蓄水空间,它都可能遇到内涝问题。我们老用工业思维来思考,认为地下排水管道粗了,城市内涝问题就能解决了,但它一是需要巨大的投资,二是不可持续的。


  为什么当年的巴黎、伦敦可以这么做?因为欧洲不是季风性气候,降雨比较均匀,他们可以通过地下管网来解决排水的问题,更何况当时并没有生态文明的理念,“人定胜天”的理念主导了城市建设。但在季风性气候下,降雨严重不均,一天可能有200毫米的雨降下来,再大的地下蓄水空间,再粗的排水管道和强大的排水泵站,都没办法解决瞬时的排洪排涝问题。


7月6日,被洪水淹没的武汉街道


  不止中国,东南亚这样的季风气候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因为全球气候变暖,欧洲的降雨特征也在发生变化。所以现在法国也发生洪涝,伦敦也涝,所以你不能说人家的做法就一定好。我特别反对国内一些大城市也去建所谓的地下深隧工程,这些工程动辄耗资几百亿,但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一个就是刚刚所说的,它没有韧性,雨大了以后,这些地方照样很快就被填满;二是维护成本非常高,基本上十几二十年就要大修一次。另外它的功能单一,水的功能是多个方面的,不是把水排掉,问题就解决了,你还要考虑缺水的问题,地下水位下降的问题、生态系统修复的问题,水文化和市民休闲、审美的问题等等。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城市防洪涝应该怎么办?


  俞孔坚:季风性气候下,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基于自然、适应于自然、借助于自然来解决问题。城市从选址开始,就应该回避跟洪水争空间,中国古代城市相地选址,其实主要就是看哪里最安全。这是上策,当然现在来说已经事后诸葛亮了,但是有的城市还在建新城,还在“三通一平”,搞“三面光”政策,还在填湖造地。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古代中国北方建筑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建个高台,这叫台地建筑,例如故宫的大殿,这就是为了预防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因为平原很广,你做个2到3米的高台,就基本上能够避免洪涝的侵害了。南方建筑则是做吊脚楼、高门槛,外面雨下得再大,房子里头也进不了水。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农村也好,城镇也好,都要给水留出足够的空间。从每家每户的天井开始,再到村庄前面的冲水塘,都是为了调蓄雨涝的。


  中国古代2000多年留下来的城市建设经验叫作“水中有城,城中有水”。黄河流域和太湖流域的城市都是这样,以前苏州城很少被淹,是因为太湖的水面保持相对恒定,整个流域的自然水系统十分发达。黄河流域的城市则是通过坑塘来蓄积雨水。我们研究过100多个黄河流域的城市,它们在古代形成了水适应的机制。古代有外城和内城之分,外圆内方,外圆就是为了防洪,内城为了防兵,而且内城里头还留着坑塘,为了调蓄内部的雨涝。


  以前防洪和防涝同时进行,采取的是最小的防御措施,而现在用的是最大化的防御措施。我们恨不得把每条江、每条河都做上防洪堤,看起来固若金汤,但实际上有两个问题:一是把水都聚集在狭窄的河道中了,自由的水被逼成了洪水猛兽,那将势不可挡,这是常识;二是一旦防洪堤外的水高于防洪堤内,里面的水就排不出去了。武汉的内涝如此,海口、三亚这样历史上很少有涝灾的海岛型城市现在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为了防海潮而修筑的防潮堤把水的空间跟城市空间隔开了,水出不去,就导致涝灾了。我们古人以前建水坝都考虑尊重自然、因势利导,比如都江堰就是深滩浅堰,灵渠的低堰用了2000多年,还在使用。


7月5日,位于重庆的一家水电厂正在开闸泄洪,以迎接新一轮强降雨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大概二十年前曾提出过一个“反规划”的主张,该怎么理解?


  俞孔坚:“反规划”就是逆向规划,给自然以空间,生态优先,以水定城。我是2001年前后提出来的,当时大家都在忙着搞开发,所以遇到的阻力很大,反对的人很多。我们那时候研究了浙江沿海一带的城市,比如台州因为风暴潮,受洪涝影响非常严重。我看到这些景象,就提出来城市规划应该倒过来做,先考虑洪水会淹掉什么地方,该淹的地方让它淹掉,不要去盖房子,可以改种农作物。因为农作物被淹造成的损失,在今天来说已经微乎其微了。


  我们做了一个计算,结论是水所需要的空间在国土尺度上占比并不大。假设拆掉中国江河上的所有防洪堤坝(当然,前提是城市规划建设可以重来,不过这只是假设,所以以保护生命为目标的防洪工程在某些地方是必要的、不得已的措施),被洪水淹没的国土面积每年大概是1%,极端的百年一遇也只淹没约6%,而中国的城镇居民只需要有2%~3%的国土面积作为居住空间就足够了。所以说水需要的空间并不是奢侈的。另外一个现实就是,中国还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所以洪水来的时候,就要想到干旱。现在防洪的做法是尽快把水排走,但我们认为最好的做法是让水慢下来,要让每一片土地像海绵一样把水留下来。


“海绵城市”不等于“海绵工程”


  三联生活周刊:“海绵城市”这个概念是怎么提出的?


  俞孔坚:最早在国外,海绵城市是作为一个社会概念提出的,指的是城市对某些要素,比如人口的吸附作用。2003年,我在《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一书中提出用海绵比喻城市或土地的雨涝调蓄能力,目的是恢复自然的河湖水系的自我调节功能,让土地像海绵一样吸纳雨水,缓解雨涝灾害。


  这个意义上的海绵城市是个中国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自然存积、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的思想,开启了全国性的海绵城市建设热潮。海绵城市从此变成了国家策略。其实在欧美国家也有类似概念,美国叫低影响开发(Low Impact Department),澳洲叫水敏感城市,英国叫水可持续。不过中国的海绵城市有几个特点:一是它适应于中国的季风性气候特征;二是它基于中国传统农业智慧,是基于自然的方式来解决洪涝问题,而且着眼与系统综合地解决水涝、水旱、水质和水生态问题。


7月6日,武汉市因暴雨而提高洪水响应,防洪应急反应从三级提升到二级。图为一个男孩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奔跑戏水(南飞 摄)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团队做的第一个海绵城市项目是什么?


  俞孔坚:我们最早在1997年就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做研究,研究东部发达城市的水系统问题,发现了中国城镇面临的洪涝、水生态和环境问题,后来在广东中山落地了第一个项目,就是中山岐江公园。


  当时国家关于公园的规范要求是客水不能进入绿地,怕外面来的水淹坏绿地,损害园林,通过河道的裁弯取直和水泥硬化来提高城市的防洪标准,但我的理念相反,我认为城市中的绿地和水系应该像海绵一样,综合解决城市的雨涝及水生态和水环境问题,里面种的树木也应该能够适应洪涝干旱,而不是像牡丹、芍药这种娇贵品种。所以我们把岐江公园的防洪堤破除,把河岸做成人可以下去的栈桥式生态堤岸,使城市的河道和湖泊具有了调节水涝的作用,同时满足市民的亲水诉求。后来我们在浙江台州、金华和哈尔滨等地也做了一系列的项目。


  2008年我们还在武汉江夏的五里界做过一个实验,从2013年建成到目前,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被淹过。2016年夏天,武汉市内涝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派人去调查,结果周边都是洪浪滔天,这里小区没有问题。当然第一是选址比较高,第二就是它的水是通过绿地滞蓄和排走的。


  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以后,在住建部牵头之下,有一系列的海绵城市试点出来,但这些地方试点几年后,城市内涝还是挺严重的,几乎一半以上的城市出现了内涝灾害。这是为什么?


  俞孔坚:海绵城市现在都是试点,是在城市里的局部,比如说一个街道或小区。这30个城市的试点我去考察过一些,应该说试点本身都有显著的效果,但是试点的范围太局限了,没有在整个城市或者整个流域进行推广。而一旦推广,就必须要跨部门、跨行政区域了,超越了住建部的职权范围。比如说水利工程是水利部门管,农田是农业部门在管,山林归林业部门管。我也一直在呼吁打破这种限制,但是比较难。本来说自然资源部的成立有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但非常遗憾的是水系统没有被纳入进去,还是部门分割的状态。


  不过水利部等部门近些年也开始倡导生态治水的理念,我们做的一些案例也被列为了生态水利示范项目,但是如何系统地整合在一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也提出过,可以在中小尺度的流域做个生态治水的试验,比如可以在新安江流域尝试操作,也许可以为中国由来已久的工程治水模式带来一种革新。在这方面,美国的田纳西河的流域治理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他们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局,中国也可以借鉴这样的流域管理模式,而不是条块化的部门管理。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几年,您认为各大城市在推行海绵城市建设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问题?


  俞孔坚: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没有跳出工程的思维,有些地方把海绵城市狭隘化了,变成了海绵工程,搞成了另一种形象工程。基于自然的方案造价应该会很低,维护成本也很低,比如不用刻意去大量铺渗水砖、修灰色设施,而应该是一整套系统,我们叫作生态基础设施。习总书记提到三句话,“自然存积,自然渗透,自然净化”,核心是自然,而我们现在变成搞工程了,动不动就做成一个500亿的项目。实际上是以海绵城市的名义,做违反海绵城市理念的事情。


7月24日,在太湖东岸的苏州东山景区,一处园林式民宿群中的积水仍未退去。| 李亚楠 摄


  三联生活周刊:有很多人的观点和您截然相反,认为海绵城市只能应对一定范围内的降雨量,遇到超过百毫米甚至两百毫米的降雨,防治内涝还得看城市排水系统。当城市排水管网没有重建起来时,海绵城市于事无补。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俞孔坚:这确实是现状,但这和我的观点并不矛盾,这是如何理解海绵的问题。我个人一直在呼吁,并不代表海绵城市专家委员会,就是我们一定不能局限于狭隘的城市海棉,只解决局部的城市内涝问题,这无济于事。比如像郑州、开封这样的城市,黄河的洪水要是倒灌进来了,海绵城市就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海绵城市不是局部解决涝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的以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治理方法。


重新认识民间小水利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这一次也可以看到,除了大城市,受灾更严重的是一些中小城市和偏远的乡镇农村。很多地方水利设施陈旧,又缺少修缮资金,很容易受到洪水冲击。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俞孔坚:这个问题涉及到更高层次的公平性问题,在今天我们基本的城市安全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谈公平性显得比较奢侈。把灾害转嫁给异地,是许多大型工程的弊端,诸如防洪大堤和异地调水,都是把洪水排到下游或对岸,或把干旱和水短缺的祸害转嫁给无辜的弱势地区和群体。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同一条河流经不同的地区,有的地方经济发达,可以修筑更牢固的堤坝,而有的地方财政薄弱,没钱修水利,洪水来了,决口的通常就是这种薄弱环节。


  我经常讲“海绵”的哲学,就是尽量就地调节,而非转嫁异地。中国自古以来的生存智慧是将水作为财,就地蓄留、就地消化旱涝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讲“四水归明堂,财水不外流”?从正面的角度来说,水就是财,你把水放走了,实际上是把财给放走了;反过来讲,就是你把水排到下游去了,下游淹了怎么办?没人管。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南方的水患,重庆、贵州的城市尤其严重,和平原地区相比,山地型城市的成灾原因有什么不同?


  俞孔坚:我指导过一个博士专门研究过重庆的问题。武汉消失的是湖,重庆是塘。重庆是山地,有很多小山谷、河沟,以前有很多梯田一样的陂塘,一层一层的,这些陂塘把水留下来了。但现在陂塘大量消失了,因为许多人不种田,旱涝与自己不想干了,失管了、被填了,山坡的水直泻而下,就会造成山洪,直接侵袭下游的乡镇和城市。所以我一直在说光做一个海绵城市还不行,必须建立一个海绵国土的概念,要把水治理放在整个流域和国土尺度上来考虑。洪水多的时候,你得把水留下来,水小的时候你就可以拿来灌溉。而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水多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排走了,就像抽水马桶一样,把水排到海里去了,水少的时候就抽地下水。这导致整个中国的地下水整体上是下降的,尤其北方地区,年年下降,一年能下降一米,导致城市塌陷,道路垮塌。


7月8日,武汉二七长江大桥下,一位居民坐在被江水淹没的江滩边钓鱼,当天17时,长江汉口站水位(武汉关)达到27.78米,为历史第八高位(南飞 摄)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民间的水利工程如今还能发挥作用吗?为什么消失得这么快?


  俞孔坚:古代的民间水利系统是建立在多中心社会治理体系下的景观形态,是一种与每个社会成员和家族的生存和发展紧密相关的、可持续的社会生态系统。比如在中国古代的鱼鳞图册里,塘和农田一样是要收税的,同时受益者也是有约定的,家族族谱里都有记载,这个陂塘归谁,谁家可以使用,它是乡村里面多中心治理的一套体系,不是集中体系下的治理。这种治理模式更富有弹性和适应性,保证每口塘、每个石堰都有责任人和利益主体,避免公地悲剧,而现在的情况是这些民间微水利的利益主体和责任人不明确,导致失管荒废,或者干脆填了变成农田。


  我们的研究表明,比如在徽州地区,1949年后,坑塘系统的管理就越来越弱了。公社化以后,80年代又搞原田化,路要拉直,渠要拉直,好多湿地、坑塘都变成农田,自然的水系统完全变成了人工硬化的灌溉系统了,田园的雨水滞蓄能力没有了,而新造的灌溉系统渠化硬化,水系的自我调节能力大大下降,生态功能也消失殆尽。原来的水是蜿蜒曲折,水可以顺着等高线慢慢流淌,拉直以后,下游就很容易被淹掉。正当政府主导的大工程进行时,民间小水利却不断在消失,这需要引起国家的重视。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27WzWPzsDafkycScoF4g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看不清,请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