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奥运，让城市容貌更生动——关于奥运、雕塑与城市文化的对话

　　近日，一个名为“奥运·雕塑·城市文化”的研讨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这次大会是由(雕塑)杂志、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和《北京现代商报》时代地产周刊发起的。围绕城市雕塑，城市文化形象和2008奥运之间的关系，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社会现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社会从生产的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现在扩大内需变得高度合法化，城市雕塑也是一种拉动内需的办法，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搞这个?并不是看中了它的艺术功能，主要是为了拉动内需，把钱花掉，这样钱就能生钱了。所以我们今天的雕塑有巨大的机会、建筑也有巨大的机会。 

　　具体到北京来说，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北京同时被两种概念撕扯着，一个是民族、国家的首都，另一个是全球都市。作为首都这里有十大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现代建国的象征，作为全球化都市，这里要建成一些现代标志性项目。两种目的和意图常常发生冲突，在这种地方怎样实现沟通，我觉得雕塑工作者要承担起这个责任。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两个方案，一个是要跟市民沟通，第二还要有全球化的意识。

　　王明贤(建筑评论家)

　　中国从50年代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有农展馆开始就拉开了纪念性大型雕塑的序幕。像农展馆的人民公社雕塑在中国雕塑史上还是很有地位的。接下来60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有大量毛主席像的雕塑，再下来有70年代初在沈阳的红星广场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贯彻的雕塑，在这些雕塑作品中表现出的传统的写实手法和现实性可能在中国雕塑史上都非常少见。接下来就是毛主席纪念堂，把这种纪念性雕塑划了一个句号。

　　80年代以来的城市雕塑有很积极的一面，它提出了环境艺术的观念，跟传统的博物馆艺术不一样了。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很多城市雕塑只被当成了艺术品，就像衣服上的钮扣一样，不考虑整个城市的发展。90年代之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雕塑又有了许多新的东西，但是整体来看，这20年来的成就能够留在中国雕塑史和中国文化史的东西太少，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周榕(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人是最爱做家庭装修的，装修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短时间内可以把一个家打扮得焕然一新，我觉得中国的城市最大的情结就是装修情结。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不是正经的城市建设，而是城市装修。装修的特点是把一些表皮的东西，把一些比较抢眼能看到的面做一些改观。我觉得北京经历了几次装修的过程，第一次装修当然是1958年十大建筑的时候，可以把它定义为政治意义上的一种装修。要把一些政冶的格局以物质化的形态在北京这个城市里确立下来。第二次就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的这一次，这一时期经济层面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我把它称为经济上的装修，它可能比政治上的装修对北京格局的影响还要强烈得多。

　　从政治、经济这两方面角度来看，北京的建设成就还是比较伟大的。但是从文化角度看，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了，北京当代城市建设可以说彻底摧毁了北京城市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我现在觉得北京要迎来第三次装修了，这次可能是以奥运会为契机，不光仅仅是政治或者是经济的问题了，可能是揉和了政治、经济，包括文化及其他所有的东西在里面的一次装修的机会。

　　在北京这样一个院城的结构里面，在一个大院子里头做装修的情况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做到开放边界。北京存在的问题就是在文化界、思想界和实际的操作层面缺乏一个接口，所以想要把奥运会雕塑、环境、景观、包括整个大环境做得更好，进而带动城市的振兴的机会的话，在制度上应该保证让思想界、文化界的这些真正的精英的人物能够参与到实际的操作中去。

　　北京是正在崛起的一个城市，但是在文化上面我觉得还是属于积弱比较久的城市。都说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之都了，但是具体在城市文化上的表现，至少是在物质化表现上，我觉得应该所有北京的文化界的人士都是比较惭愧的，因为没有什么物质化的表现。

　　所以我想奥运会的建设可能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不光是建设奥运场馆本身，也不光是建设奥运场馆周围的环境艺术，而是有可能把它变成带动北京整个城市起舞的龙头，变成一个契机。我希望不要把奥运场馆变成装修性的，变成一个点缀，装修完了请大家看一看，看完了大家就遗忘了，就像曾经出现的雕塑公园。

　　王中(中央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工作室主任)

　　巴塞罗那由于1992年奥运会，引出了一个机制叫横向机制。横向机制的主体是以造型艺术家为主体。比如说北站公园，它的草图实际上是由一个雕塑家来设计的。建筑师、雕塑家、市政工程人员一块来参与整个景观的设计和施工。米罗公园是一个画家来做的。

　　再比如美国的洛杉矶，它在美国也比较特殊，美国很多城市的公共艺术，都是由行政来划拨的，但是洛杉矶一直是由投资商转变为百分比来实现的。而且它把公共艺术的理念进一步延伸了。包括艺术计划、艺术设施和文化信托基金等成份。1993年把艺术在公共空间的法案修改成公共艺术法案。把很多艺术活动、艺术方面的设施都包括到这个法案的管辖范围里面。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公众艺术会在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对城市产生作用。我说的动态就是指有一些重要的、带有当代色彩的艺术活动参与，比如奥运会将来的开幕式，可能就是以公共艺术的形态出现的。静态就是对城市的建设发展起作用。但是同时有很多动态也可能向静态方面转化。比如说2002国际雕塑节可能经过几年的积累就形成一个雕塑公园。

　　俞孔坚(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我认为公共艺术归根结底要为人民。很多人都讲这是一个新帝国的时代，鸟巢，安德鲁还有上海的新世纪大道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到来，但是这个时代的到来是短暂的。艺术家的责任不是要迎合这个时代，最终还是要定位在“为人民服务”。所有这些建筑，所有这些雕塑都忽视了人跟环境、入跟雕塑的关系。

　　在我们刚刚完成的项目——都江堰广场中。我希望重新建立人跟环境的关系，如果是把它当成艺术的话应该是人民艺术，让艺术重新回到人民中来，为人民服务。广场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了当地人的文化、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休闲方式、当地人的语言、当地人使用的功能性的东西，然后把它落实到艺术中去。这个环境还是为了让人享用设计的，早上的人、晚上的人、小孩、大人、残疾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活动的空间。每一成份都要考虑到它对人的意义，哪怕是台阶也能做成一个好玩的台阶。这样的一个空间，就变成了当地人休闲的地方，而艺术也就因此真正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朱尚熹(雕塑家)

　　(国外的公共艺术有所谓的百分比制度)中国有的地方也有百分比，比如深圳的南山区就有一个百分比法规，很高兴在北京市和上海的城市雕塑管理部也开始注意到这一块，北京市还计划在2008年以前为百分比立法。

　　我觉得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包括给公共艺术立法等等，有一个特别大的方面常常被人们忽略，就是艺术作品的民主制度的问题。民主的管理制度包括民主的选稿和决策制度，如果这个制度得以确立，就可以避免行政领导决策的随意性了。其实不止是行政领导，新的专家制度如果形成的话也很可怕，这都需要民主制度来进行制约。我去年去加拿大，参加过他们一个政府会议。他们的艺术决策，找市长的话根本就不管，他说这块工作是属于艺术委员会的。这在西方可能是一种血液里面的东西，我们还需要从头来做。

　　有了好的制度，在组织形式上，缄市雕塑办公室就可以探索多种模式，可以采取集体策划的模式，也可以采取先竞争策划人，然后策划人再开展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