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科学高效的方式推进城市化
“为什么必须取消这条红线（指１８亿亩耕地红线——编者注）？因为它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极不利于加速农民进城，解决三农问题。”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６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自己的博客上如此表述。此前两天，茅于轼所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了“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的研究成果，立刻招致众人的口诛笔伐。
城市化进展与耕地的关系到底如何？中国的城市化现状如何？未来之路如何走？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扭曲发展的城市化
“现在我国大约有六亿城里人、七亿农村人。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将有大约六亿人要进城，农村只需要一亿农民就够了。”茅于轼在其博客中这样表述。
“如果按世界上的标准，中国的土地只有１０％的平坦土地适合机械化耕作，中国大量的农耕生产用地是在丘陵和山地，它们不适宜高效耕作。让大量丘陵山地居民放弃自给自足的农业，依赖一亿农民的高效农业能否养活中国人，是很难说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俞孔坚则对本报记者如此表示。
“城市化用地是最集约化的用地方式。”对于中国城市化的必要性，中国社科院区域经济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牛风瑞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城市化用地以占０．３５％的国土面积，容纳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和５０％以上的ＧＤＰ，城市单位产出面积高。
牛风瑞表示，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城市的污染、拥挤，正说明城市总的承受能力不够。
“中国城市化进程一直是政策推动下的城市化，而不是按自然规律发展的城市化。”俞孔坚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一点与欧美国家自然推进的城市化不同。
“过去２０年，靠卖土地来增加财政收入和ＧＤＰ，是中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地、县级城市的主要财路，而不是靠发展产业本身来推动城市化。”俞孔坚分析。
由于当前中国的土地规划政策是按照人口分配土地，一般城市规划程序是先预测城市人口数，然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再按人口数给城市配置相应的建设用地，这种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化规划，导致城市建设用地与耕地之间的巨大差价。
俞还表示，正因为如此，每个城市都虚夸城市化人口规模，城市规划越做越大。“各个地方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能向国家多要土地。从农业用地到城市用地，其利润差异达上百倍。地级以下的城市，５０％以上的ＧＤＰ来自于土地。”
另一方面，我们的规划体系又无法应对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对城市发展的要求。１９８６年，相关部门曾预测深圳人口为１１０万，并按此做城市规划，而到２０００年时，深圳人口已经达到７００多万。“为三岁小孩做的鞋，一直穿到了２０岁。”俞孔坚作了这样的比喻，这样的结果是，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生态环境恶化。
俞表示，由于对城市面积规划上的偏差，导致面对城市发展和人口扩大，只能通过填掉河流、湖泊、湿地，平掉山林，毁掉老城等手段，来满足城市人口的生存发展需要。
针对近些年来，中国出现的发展速度过快、人均用地过大、公共设施奢侈浪费、建设性破坏的“大跃进”式城市化发展，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院士曾多次上书建设部和国务院领导。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３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该规划纲要提出，到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２０年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４８％和５８％。
陆大道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跃进”式的城市化进程已得到一定遏制，但规划纲要提到国土规划目标时仍强调：守住１８亿亩耕地红线；保障科学发展的建设用地；土地利用结构得到优化等目标。
重塑城市建设价值观
“中国城市化率达到８０％为理想的城市化水平。”牛风瑞表示，鉴于中国底子薄、人口多的国情，中国城市化率每年增长０．８％较为合理。
“中国城市化率达到８０％，只需再占用６５００万亩地，也就是当中国人口达到峰值的１５亿时，农村人口由现在的７亿变为３亿，而当前４亿农民的宅基地占用了一亿多亩地。”牛风瑞向记者分析，土地价格低，导致铺张浪费，多占多圈，但不能因为存在这些弊端就抑制合理的城市化发展，要用法律等其他手段去解决。
俞孔坚则认为，除了政策化的城市化外，城市建设价值观仍停留在农业时代，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大问题。
“对待土地的价值观仍是单一的经济价值观，而缺乏生态、文化方面的价值考虑。”面对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城市无序扩张、土地资源浪费、土地生命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俞孔坚提出了他的“反规划”的理论和方法。即城市建设规划首先从规划非建设用地入手，而非传统的“人口—规模—性质”模式为核心的建设用地规划，因为城市的人口是难以预测的，城市的建设规模和建设用地的功能是不断变化的，而由土地上的河流水系、生态走廊、林地、湿地等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则是城市所永远必需的。
俞孔坚表示，对于国土的使用，政府应该有更科学合理的方法、制度，以及更综合而高效的方式。首先，土地是一个生命系统，它提供的不仅仅是生产和经济功能，它还提供给人类社会更全面的生态服务，一块湿地或河滩的生态价值远远高于同样面积的农业生产价值或城市发展价值。
其次，土地的价值不是单由“量”的概念来决定的，应该规划建立一种维护土地生命健康的生态基础设施。
第三，每一方土地都有其多种功能，要综合发挥其效益，比如农田可以成为城市公园，城市绿地也可以成为滞洪区。这样，一亩地就可以有两亩甚至多亩地的效益。
“我们要用最少的土地，维护国土安全，维护粮食安全，而不是单纯进行量的保护。同样，我们可以用更少的土地来实现更好的城市发展和更合理的城市化，实现精明的保护与精明的发展。”俞孔坚说。
城市化进展与耕地的关系到底如何？中国的城市化现状如何？未来之路如何走？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扭曲发展的城市化
“现在我国大约有六亿城里人、七亿农村人。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将有大约六亿人要进城，农村只需要一亿农民就够了。”茅于轼在其博客中这样表述。
“如果按世界上的标准，中国的土地只有１０％的平坦土地适合机械化耕作，中国大量的农耕生产用地是在丘陵和山地，它们不适宜高效耕作。让大量丘陵山地居民放弃自给自足的农业，依赖一亿农民的高效农业能否养活中国人，是很难说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俞孔坚则对本报记者如此表示。
“城市化用地是最集约化的用地方式。”对于中国城市化的必要性，中国社科院区域经济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牛风瑞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城市化用地以占０．３５％的国土面积，容纳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和５０％以上的ＧＤＰ，城市单位产出面积高。
牛风瑞表示，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城市的污染、拥挤，正说明城市总的承受能力不够。
“中国城市化进程一直是政策推动下的城市化，而不是按自然规律发展的城市化。”俞孔坚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一点与欧美国家自然推进的城市化不同。
“过去２０年，靠卖土地来增加财政收入和ＧＤＰ，是中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地、县级城市的主要财路，而不是靠发展产业本身来推动城市化。”俞孔坚分析。
由于当前中国的土地规划政策是按照人口分配土地，一般城市规划程序是先预测城市人口数，然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再按人口数给城市配置相应的建设用地，这种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化规划，导致城市建设用地与耕地之间的巨大差价。
俞还表示，正因为如此，每个城市都虚夸城市化人口规模，城市规划越做越大。“各个地方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能向国家多要土地。从农业用地到城市用地，其利润差异达上百倍。地级以下的城市，５０％以上的ＧＤＰ来自于土地。”
另一方面，我们的规划体系又无法应对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对城市发展的要求。１９８６年，相关部门曾预测深圳人口为１１０万，并按此做城市规划，而到２０００年时，深圳人口已经达到７００多万。“为三岁小孩做的鞋，一直穿到了２０岁。”俞孔坚作了这样的比喻，这样的结果是，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生态环境恶化。
俞表示，由于对城市面积规划上的偏差，导致面对城市发展和人口扩大，只能通过填掉河流、湖泊、湿地，平掉山林，毁掉老城等手段，来满足城市人口的生存发展需要。
针对近些年来，中国出现的发展速度过快、人均用地过大、公共设施奢侈浪费、建设性破坏的“大跃进”式城市化发展，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院士曾多次上书建设部和国务院领导。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３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该规划纲要提出，到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２０年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４８％和５８％。
陆大道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跃进”式的城市化进程已得到一定遏制，但规划纲要提到国土规划目标时仍强调：守住１８亿亩耕地红线；保障科学发展的建设用地；土地利用结构得到优化等目标。
重塑城市建设价值观
“中国城市化率达到８０％为理想的城市化水平。”牛风瑞表示，鉴于中国底子薄、人口多的国情，中国城市化率每年增长０．８％较为合理。
“中国城市化率达到８０％，只需再占用６５００万亩地，也就是当中国人口达到峰值的１５亿时，农村人口由现在的７亿变为３亿，而当前４亿农民的宅基地占用了一亿多亩地。”牛风瑞向记者分析，土地价格低，导致铺张浪费，多占多圈，但不能因为存在这些弊端就抑制合理的城市化发展，要用法律等其他手段去解决。
俞孔坚则认为，除了政策化的城市化外，城市建设价值观仍停留在农业时代，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大问题。
“对待土地的价值观仍是单一的经济价值观，而缺乏生态、文化方面的价值考虑。”面对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城市无序扩张、土地资源浪费、土地生命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俞孔坚提出了他的“反规划”的理论和方法。即城市建设规划首先从规划非建设用地入手，而非传统的“人口—规模—性质”模式为核心的建设用地规划，因为城市的人口是难以预测的，城市的建设规模和建设用地的功能是不断变化的，而由土地上的河流水系、生态走廊、林地、湿地等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则是城市所永远必需的。
俞孔坚表示，对于国土的使用，政府应该有更科学合理的方法、制度，以及更综合而高效的方式。首先，土地是一个生命系统，它提供的不仅仅是生产和经济功能，它还提供给人类社会更全面的生态服务，一块湿地或河滩的生态价值远远高于同样面积的农业生产价值或城市发展价值。
其次，土地的价值不是单由“量”的概念来决定的，应该规划建立一种维护土地生命健康的生态基础设施。
第三，每一方土地都有其多种功能，要综合发挥其效益，比如农田可以成为城市公园，城市绿地也可以成为滞洪区。这样，一亩地就可以有两亩甚至多亩地的效益。
“我们要用最少的土地，维护国土安全，维护粮食安全，而不是单纯进行量的保护。同样，我们可以用更少的土地来实现更好的城市发展和更合理的城市化，实现精明的保护与精明的发展。”俞孔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