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廊道为大运河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提供了新思路

　　今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同志提交了有关重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建议。单霁翔呼吁，尽快确定大运河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特质与地位，认识了解大运河保护与管理的现状，中央政府应尽快协调统筹解决大运河保护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去年11月以后南水北调工程陆续新开28个项目，与大运河相关的文物调查，保护勘察、考古发掘、规划设计等工作变得异常紧迫起来。为了做好南水北调东线、中线第一期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保证工程顺利实施，单霁翔亲赴七省市就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调研。针对东线工程主要利用古运河故道整修后进行调水，但对大运河沿线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一状况，单霁翔再次强调，大运河是与长城并重的我国古代大型工程项目，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应该将大运河及其沿线相关古迹作为一个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了全面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单霁翔建议，以《文物保护法》和国务院有关通知为依掘，配合国家南水北调工程所涉及的大运河文物保护工作，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集中开展以大运河区域为重点的文物全面调查研究，在充分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其中存在的难点与重点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拟定大运河河道及相关文物保护措施与方案，纳入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设计规划，为国家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一项战略性的抉择。

　　将大运河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加以整体保护，这是一项何等宏伟而艰巨的工作！为此，记者不久前专程采访了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初步理论框架的著名青年学者俞孔坚教授。

　　对俞孔坚记者早有耳闻，他的《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严厉批评了近年来以建设所谓纪念性和展示性的宽马路、大广场，互相攀比，追求所谓“能在全国叫得响”乃至“世界著名”为特征的中国“城市化妆”运动，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最近，建设部等四部委联名发文明确提出暂停城市宽马路、大广场建设。

　　俞孔坚1980年考取北京林业大学园林专业， 1992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主攻景观规划和城市设计专业。199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创建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和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所，在国际上开创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作为杰出青年科学家，他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喝足了洋墨水、看遍了外面世界的的俞孔坚自称“土人”，在离开养育他的家乡时，母亲特地从家乡风水林采来一捧土，精心用红纸包好交他带上，这捧土随俞孔坚到北京、到哈佛，到世界各地又再回到祖国。俞孔坚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但反对崇洋，他对脚下的土地有一种特殊的眷恋，这种感情在他的设计中随处可见。他强调要尊重自然、尊重人性、尊重地方文脉，强调天、地、人、神的和谐统一，这些恰恰是他作品中最受重视和肯定的华彩之处。

　　谈到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思路，俞孔坚首先介绍了近几年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趋势，其一是由保护单体文物，发展到保护成片村落、保护景观整体；其二是由保护单体文物，发展到保护包含独特文化资源的线形景观，欧美一些国家提出了“文化线路”或“遗产廊道”的概念。遗产廊道是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化和绿色通道概念发展成熟基础上提出来的概念。

　　绿色通道(Greenway)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Whyte干上个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 　　保护基金会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色通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绿色通道根据功能分为三类：生态绿道，休闲绿道和历史遗产廊道。经过长期发展，绿色通道已经由最初的美化、休闲等单一目标规划发展成为包括栖息地保护、历史文物保护、教育、解释等在内的多目标规划。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或文化景观，在这些区域或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遗产廊道“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遗产廊道不仅强调了遗产保护的文化意义，而且强调了其生态价值和经济性，其目标是包括遗产保护、休闲、教育，生态功能在内的多赢战略。它对于遗产保护采取的是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区域(而非局部点)性的保护体系。

　　在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有着丰富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比如，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玉石之路、茶马古道、剑门蜀道、太行古道等。但是，由于线形文化景观遗产的价值现在还没有被突出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而缺少遗产廊道这个层次上的架构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既是保护众多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的需要，也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背景下建设高效和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的需要，同时更是进一步开展文化旅游的需要。 

　　俞孔坚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和建设，可以为大运河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加以整体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京杭大运河跨京、津、冀、鲁、皖、苏、浙七个省市，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一项壮举，它和长城一样成为中国人所创造的两大古代工程奇迹。大运河也是我国唯一南北走向的长河，构成联系海河、黄河、准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南北大动脉，对中国古代的全国统一和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而且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大运河南北纵贯数千里，修建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完全通航也有七百多年历史，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条极为重要的遗产廊道。在南水北调重大工程，遗产保护以及区域城市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保护和建设好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廊道，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俞孔坚介绍说，城市美化在西方曾有过惨痛的教训，在今天的中国仍然阴魂不散，已经对中国大地的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未来十年内，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从目前的36%达到65％。快速城市化给中国大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压力。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的贫乏，水资源污染和浪费严重，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危机四伏，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严重威胁着中国东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前景，这些都已引起学术界和政府的空前重视。

　　大运河穿越中国两个最富活力的经济带 (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和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环渤海湾经济圈)，在中国“开”字形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规划建设，运河廊道区域正面临着一系列威胁和挑战。一方面运河区域的各个历史文化遗产受到威胁，另一方面，运河遗产廊道作为一个人类与自然结合的工程遗产整体上受到严重威胁，在现有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架构下没有得到适宜的保护，其真实性和完体性都受到了损害。

　　俞孔坚分析造成目前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的主要法规依据是《文物保护法》和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一些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衡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实际上没有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俞孔坚说，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应该看到快速城市化进程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在给大运河保护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重要的是，一定要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制定遗产廊道宏观尺度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

　　第二个层次是制定遗产元素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