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我在进行城市启蒙运动

　　他是从哈佛大学归来的景观设计师，他是一个激烈的批判者，同时也面对着业内的质疑；他送了1000册自己的著述给全国600个城市的市长，“他们急于把城市建设好，只不过没有一个人能给出一条好的道路”。

　　1997年，俞孔坚从哈佛大学归国以后，中国的景观设计界就响起了他的批评之声，到2004年，他的批判更加激烈、犀利。
　　
　　10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纪录了俞孔坚在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的演讲，他的演讲震惊现场。此文随后被人民网转载。

　　——看看要建的CCTV大楼，用1/10的钱，就可以建同样功能的建筑。一种爆发户与封建帝王意识及与风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 
　　再早，7月，他遭到中国园林界的”笔伐围攻”，因为他批评某些人“陶醉于园林国粹”。

　　——我愿意用同样的热切与由衷的期望告诫我的同志们：要么陶醉于小桥流水和风景、景物的“艺术”，要么勇敢地承担起设计和协调中国人地生态关系的重任，再造安全、健康秀美山川。

　　更早，5月，在加拿大召开的第40届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世界大会上，他又发表演讲，告戒西方景观设计设计师和建筑师。

　　——在中国大地向你们敞开欢迎的胸怀的时候，不要对中国大地上的自然、人民、文化和“土地之神”视而不见，甚至藐视，不要用你们的景观垃圾来填塞处在景观饥饿中的中国大地。

　　他想破什么?他又能立什么?10月29日晚间，本报记者对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进行专访。

　　他们误解了现代性

　　记者：关于CCTV新大楼，以前我听到的是跟你完全相反的评价，比如它们的创新精神和先锋理念。

　　俞孔坚：我不是批评建筑师，我是批评接受者。这样的建筑本来可以用1/10的造价(即大约的8亿元——编者注)盖起来。现代建筑必须符合科学的精神，现在它的科学性在哪儿，要花10倍的代价来解决结构的问题，这不是科学，科学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功能和形式的问题。

　　记者：我们看到很多非凡的建筑都有异端的造型，建速它们的时候同样要花费高昂的代价，同时也全引发激烈的批评。

　　俞孔坚：每一个独特的建筑都可能会有奇异的造型，只要有钱都可以盖起来，这个没错。我的问题在于“只要有钱”这个前提。但是这个前提在我们是不存在，在中国贫困地区很多人的基本生存都难以保障，我们要本着节约的精神来合理地支出。

　　记者：你批评的这些建筑都是被公认的国际一流设计师作品，比如CCTV新大楼设计师库哈斯，比如国家大剧院设计师安德鲁，你有信心挑战这些“大师”的思想吗?

　　俞孔坚：我有足够的自信跟他们挑战。库哈斯是哈佛的教授。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库哈斯在哈佛大学是很有争议的，一种批评就是说他不尊重所在国的环境和文化传统，唯我独尊。他是研究纽约帝国大厦和摩天大楼出身的，所以他懂得什么样的建筑能够有震撼力，这方面他很有天才的。“鸟巢”的设计师德梅隆也在哈佛大学讲授建筑学。刚好，我现在也正在跟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事务所合作做国家体育场的景观没计，他选择了我们。

　　这些建筑师都是非常好的建筑师，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我们在主导他，是我们在让他搞—个80个亿的建筑，他当然要给你搞一个，只要你要求，他什么都可以给你设计出来。你要有一个震撼力的建筑，他就会给你。但是如果你要告诉他给你设计—个非常平民化的、造价非常低而且实用美观的建筑，他照样能给你设计出来。明白吗?但恰恰你不是这个要求。

　　记者：建筑师会有另外的说法，非凡的建筑可能成为一座城市文明和现代性的标志。

　　俞孔坚：那是误解了现代性，误解了文明、现代性不是这样的。相反，中国就是盖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千个CCTV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

　　“没有公民性的城市”

　　记者：我看到你批评中国城市的景观设计，说“我们在犯100年前美国人所犯的错误”；你批评中国城市建筑风貌，说“五千年未有之破坏”，你态度如此决绝地批判中国城市和景观的建设，能举出破坏的实证吗?

　　俞孔坚：太多了。我跑过中国上百个城市，到处都看到对海岸的破坏，对土地和河流的破坏，对森林和草场的破坏，我看到太多的城市在建造大而无当的景观大道，建造无病呻吟的广场。看到我们的城市到处充斥“真”“假洋人”倾倒的景观垃圾，奢华的、封建的、帝王时代的建筑物充满城市的公共空间。我们花费巨大的资金建造这些工程，还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没有认识到这些错误100年前美国人欧洲人早就犯过。

　　记者：错误？也许有人仅仅把这理解为审美的差异。那么你批评的逻缉是什么?

　　俞孔坚：我的批评是建立在对世界各国的城市设计潮流和城市发展历史的了解上。世界曾有过多个“帝国”，在兴起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花费巨大的代价建造展示的城市。从16世纪罗马教皇的圣彼得广场，到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和第二帝国的巴黎重构，再到20世纪意大利墨索里尼的罗马重建和德国希特勒柏林的计划。但他们建城市不是把城市建成—个市民的城市，而是一个展示性的城市、纪念性的城市。一百年前美国也是这样。1893年，美国做的一件举世瞩目的事情就是在芝加哥举办世博会，通过世博会来向世界展现美国的国家形象。从1893年开始，全美国的各大城市都在大兴土木，大搞城市化妆运动，搞城市中心地带的设计，搞展示性的广场，搞景观大道，最后发现是劳民伤财的事情，好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制度使这种行为没能继续下去。美国人的在城市化妆运动所犯下的错误从上世纪20-30年代开始都一直在改，到现在也还在改。建造这些工程的时候要花费巨大代价，但是在拆除这些工程的时候要花费更大的代价。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重复着美国用巨大代价改正过来的错误。

　　记者：1997年你以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的身份回国，那时候就开始听到你对中国景观设计的批评，现在你的批评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激烈，你现在所见到的城市景观比你在1997年的所见破坏更加严重吗?

　　俞孔坚：应该是。这种破坏在总量上来说是越来越大，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在加速发展。1997年我开始反对“城市化妆运动”的时候，人们很吃惊。很多人把城市化妆看成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但是我认为很多人是在错误理解城市的现代化，他们事实上是在用封建的意识和帝国心态来建造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城市。为什么中国很多城市的广场会出现欧洲巴洛克式的广场，出现那种一元的建筑语言，只有一种图案，一种对称的格局?这种风格在欧洲是象征君主王权的，就像中国帝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一样，它会有一条非常严谨的轴线。你看很多城市的广场都是这样，一个政府大楼，中间一个大广场，一个中轴线。而在广场的另一侧有可能就是流着臭水的平民街。建设这个巨大的广场是花着纳税人的钱，它给城市带来什么好处，对环境有什么改善吗?没有。可能更恶劣。

　　记者：你所理解的城市的现代性走怎样的?

　　俞孔坚：科学地建设城市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城市社会学意义上的，也就是关怀城市的居民。比如，在城市出现的大量的平民，这么多的平民没有居所怎么办?这么多平民的卫生条件差怎么办，科学地建设城市不仅仅只是造一个景观，造一座大楼，造一条大道和广场，它要关注和解决城市的社会问题；还有就是关注城市的生态环境，城市如何有好的生态环境，城市如何对待山川，如何对待土地。在欧洲的中世纪之前，城市是神的城市；文艺复兴之后，君主极权取代宗教使城市转变为君主的城市、展示权力的城市；工业革命后，生产和经济的目的又把城市变成了机器的城市，只是到了当代，它真正才可以发展成为公民的城市、人的城市。

　　必须警惕的暴发户心态

　　记者：在你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现实原因是什?

　　俞孔坚：主要就星暴发户意识。中国现阶段的特色，就是财富的突然暴涨。钱的来路决定了对待钱的态度。人要是辛辛苦苦累积起来的钱，花起来会很认真很节俭。如果这个钱一夜之间到来，或者干脆不知道从哪儿拿来的，就会乱花。

　　在这个时代，“暴富”的也包括管辖城市的政府本身，它通过转卖土地，把原来潜藏在土地上的那部分价值变成成当地政府的财富。这个钱来的太容易，只要红线一划就有钱了，这种现象只有在这个时代才会有。这部分钱有的城市政府花起来会很不珍惜。

　　土地开发商也是暴发户。他的资源就是土地和利用土地做大量的房地产交易。这也是在中国当下才有的。房地产商的利润本来足很低的，在国外达到20％就不得了。在中国可以达到30％，40％甚至50％，甚至不需要开发商掏钱即可获利。看看我们的富豪排行榜，有多少都是靠房地产暴富的？在百个首富榜上，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的就达50%以上。暴发者的心态就是要用金钱价值来衡量一切。他就要把楼盖得豪华，装饰得壮丽，我们可以看看街上的广告，都是在以富豪的消费模式导引时尚和潮流。

　　除了暴发户意识还有更可怕的封建帝王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封建意识在决定着我们这个城市的建筑环境。

　　记者：你认为一个没有问题决策机制是什么样的？

　　俞孔坚：科学、民主和法治的。首先是专家要科学理性地分析这个城市的构造和功能，然后要有公众的听证，你的决策要体现市民的需求，而不仅是市长的意志。

　　要为人的生活造城市

　　记者：对于中国城市景观，除了批评，你还有别的作为吗？

　　俞孔坚：我成立了一个“土人景观”和“土人建筑”工作室，我有200个志同道合的同人，一起贯彻和实践我们共同的理念。同时，在2003年我们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从今年开始，每年将招收30名硕士生。从实践和教育两方面来为改变中国的城市有所作为。

　　记者：怎样的理念?或者说，你理想中的现代化城市景观应该是什么样的？

　　俞孔坚：我觉得应该考虑两大问题，就是民族身份的问题和人地关系的问题。我有两个指标作为判断城市好坏的标准，首先，看它的是不是具有有民族身份，是不是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它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人的。但民族的和地域决不应理解成是传统的，它应该是此时此地的，是当代中国的；其次，看它是不是有利于环境的改善，有利于环境负荷的减少，是否在解决中国最严酷的人地关系危机。这两条是我的设计原则。 
　　
　　我们现在的建筑一方面是在模仿古人，模仿中国的古人，模仿欧洲的古人，而更多的是封建帝王的形式；另一方面又把现代西方帝国和殖民建筑误以为是“现代”的，顶礼膜拜。这些建筑语言都是死的语言。中国当代要有活的城市，就必须要用活的语言，当代中国人生活的语言。 
　　
　　一个国家越发这，越文明，它越知道平常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追求奇特的阶段和异常的阶段，忘记了脚下的土地和脚下的文化。必须重新认识我们的土地是美的，我们的稻田是美的。必须回到寻常和自然的状态，追求日常的建筑，要走寻常的路，我们要为人的日常生活造城市。

　　记者：你拿得出成功作品吗?这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俞孔坚：1999年6月，“土人”初次将一个“岐江公园：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概念呈示给中山市规划局组织的专家评审会，作为一个实验性的案例，“歧江公园”是我们倡导和实践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一个样本。我们的主题和立场呈鲜明的，那就是尊重足下的文化——平常的和普通人的文化，歌唱野草之美……那些被践踏的被忽视的美。同时我们也强调，并不足所有普通和平常的文化都可以成为艺术，也不是自然的野草就是美的，是设计才使它们成为艺术，成为美。在寻常与艺术美之间，我来定位设计。

　　我在进行城市启蒙运动

　　记者：在目前的机制下，你的理念只能通过人家的项目实现，比如市长们的，或者开发商的。你怎么说服他们接受你的城市景观理念?

　　俞孔坚：首先我要进行科学的城市景观设计理念启蒙。我送了1000册我的书给全国600个城币的市长，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告诉他们城市美化运动的恶果是什么，然后告诉他们另外一条思路。全国60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我都送书给市长。其次，就是培训，我为全国600多个城市的市长授课。我也批评，但是我的批评是有希望的批评，我会告诉他们出路和方向。
　　
　　记者：市长们反应如何？

　　俞孔坚：当然，有的市长会接受，也有的不以为然。但是我只要有10%甚至1%的人接受，我就可以成功。

　　比如“岐江公园”这个案例。2001年初，公园的建设进入关键时刻，彭建文副市长力排众议，使公园的一些关键设计得以实现。“岐江公园”是个实验作品，允许失败是实验能否继续的关键，正是中山市的决策者和主管部门对实验性设计的积极态度，才使得这一项目得以完成。

　　我的态度是：我直言不讳地批评，毫无私心地贡献自己的想法，如果市长们同意了就做，不同意我也不会勉强，也就不跟他花时间了。现在的市长，一般来讲层次还是很高，他可能只是接触面受到局限，只要你告诉他，让他选择，他还是有判断能力的。他们急于把城市建设好，只不过没有一个人能给他一条好的道路。

　　现在很多人开始接受”岐江公园”，我的样板被很多市长局长参观，很多市长对我的案例感兴趣，觉得很新鲜，有不少市长打电话给我，请我到他们所在的城市做景观设计，所有这些都给我继续做下去的信心。

　　记者：开发商反应如何？你的想法有不被接受的时候吗？

　　俞孔坚：当然。有一次在湖南，一个很有钱的开发商听说我是哈佛回来的，非请我做项目不可，开发商的那块地上有山、有水、有丘陵、有林子，自然形态非常好，他想盖办么楼和别墅。我说就保留原有的山水和树林，再结台地形盖些建筑。但开发商不肯，他要有白宫般的豪华和气派，房子造到山顶上，把山底的湖填掉，再在山上建人工水池，喷泉、广场。我根本下不了手。砍掉的树让我心疼，填掉的湖让我心疼，削平的山让我心疼。那些茂密的林子，至少要长20年啊！我说他，你这种做法国际上早不流行了，但开发商就是听不进去。我说，我是不可能在这里造白宫的，你另请高明吧。

　　记者：我觉得在中国国林界，你似平比较孤独，我看到有专家对你批评的反批评，甚至是对你的“笔伐围攻”，尤其是你批评中园林界沉迷于小桥流水之后。

　　俞孔坚：这里有审美的差异。但我认为在中国景观设计这个学科整个是落后的，整个教育体系、整个思想体系都不完善。

　　所以我要办教育，我就是要给当代中国一个思想启蒙。我觉得我是在为我们的城市进行了一次新的思想启蒙运动。

　　记者：你似乎真理在手?

　　俞孔坚：我认为真理在我的手里，我心里很清楚我们在犯的错误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我也很清楚我们的路该如何走，因此我着急，我有一种极度不安的危机感，因此我呼喊，想让更多的人明白，特别是市长们。而且我的忧患和危机感是可以被证明的。我通过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证明自己；通过整个国际城市设计潮流的发展来证明自己；通过我自己的亲身实验的样板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