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设计专家俞孔坚：“济南城市景观特色在消失”
高楼大厦不是城市“现代性”的标志，“城市化妆运动”正面临审美标准的缺失；我们的城市缺少审美“定力”，乃因为存在一个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我们往往以难以抑制的主观目的来放任对自然的改变，这就造成了人地关系的空前危机；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决定不建什么；济南有这么好的环境，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济南都做不好，中国就很少有城市能做好。
呼唤“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加快，城市膨胀了。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景观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旧有的东西——难以计数的有价值以及尚未来得及认识其价值的街区、建筑构成的独特的城市景观土崩瓦解，令人触目惊心。
耸立起来的是什么呢？西方发达国家式的高楼，金碧辉煌的假古董式民族建筑，海市蜃楼般的大广场，大住宅区。 白云蓝天阳光青砖的民居生活逐渐消失，代之以终日以灯采光的城堡式生活。多少年之后，人们忽然发现，我们的城市仿佛都穿上了“标志服”。
最近，著名作家也是民俗专家的冯骥才先生，在《人民日报》撰文对当今的城市风格雷同现象一一列述：
一个城市一个大广场，连小县城也建广场。这些广场夏天酷日暴晒，冬天寒风回荡。
罗马柱：广场必有喷泉和一排罗马柱。谁也不知这种舶来的罗马柱是干什么的。
高楼大厦：最雷同莫过于这些大家伙了。细长的、圆柱式的、尖的、金的、纯玻璃的、带旋转餐厅的，而且愈高愈威风，看上去全是“国际大都市”了。
烟花灯：一种仿照烟花的装饰灯，从江南到塞北，无一座城市没有，到处闪烁不停。
水泥树：用自来水造瀑布，用膨化塑料堆假山，用水泥塑大树，喷上绿漆，到处可见。北方城市还常常用水泥在街头造一棵大榕树或几株南国风情的椰子树。
白瓷砖：全国各地尤其是小城镇的房屋差不多全用瓷砖把外墙贴满，而且多为白色，有人戏称做“厕所砖”……
从不讲功能林立的高楼到没有章法的飞檐翘角再到无视自然之美而盲目追求的城市大格局，究竟什么样的城市才是美的？我们这个曾经创造过人类伟大文明的民族，在城市景观的追求上，似乎正面临着审美标准的缺失。
今年41岁的俞孔坚是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1997年自哈佛大学以设计学博士身份回国后，大量城市所表现出的“景观病”使他深感震惊。中国景观设计界便响起了他尖锐的批评之声。他努力找出症结，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传播自己的主张，其著作《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一书所阐述的观点正在为许多地方行政官员所接受。其代表作之一，中山市岐江公园——一个利用旧造船厂遗址建成了一个草蒲丛生、自然野趣与现代工业文明浑然结合的公园，获得2002年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荣誉设计奖。
11月4日晚，应邀去哈尔滨举办讲座的俞孔坚教授，在当地的玛迭尔宾馆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为什么我们的城市，今天以高楼为美，明天以假古董建筑为美，后天又以大广场为美，显得缺少审美“定力”？
这是因为存在一个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身份”与“文化”认同危机是我们的城市景观“不伦不类”的根源。中华民族有煌煌5000年文明史，我们的身份便是帝王们的紫禁城、大运河以及无数同胞血汗构筑成的长城。这种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是很鲜明的。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开始，文化认同危机也就开始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挫败使中国人有了“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反思；“五四”的先贤们意识到中华文化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发展到极端，“全盘西化”就成了五四运动的标志性口号。至2004年止的29项世界遗产，除了4项为自然遗产，大都是封建帝王的宫苑、坟墓、庙宇等。我们当然要珍惜历史遗产，但现代中国人难道还要继续这种文化认同吗？我们当代的文化认同又应是什么呢？在封闭多年打开国门之后，西方世界和我们的落差再次凸显：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挥之不去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杂交，再配以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就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许多人也开始认同所谓“最现代”的建筑和景观。城市景观建设中的贪大求洋、欧陆风无不是这种危机的表现。城市景观是意识形态及审美趣味的符号。民族身份、民族文化认同的游移，是城市景观现状的反映。
现实是，我们对自然形态越来越不珍惜，往往以难以抑制的主观目的，来放任对自然的改变，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这正是我要谈的另一危机“人地关系危机”。以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为例，你可以感到中国城市的发现毫无节制，其蔓延的速度又是多么快。这源于另一种认同——看看未来北京和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及中国香港的认同度昭示了中国城市的未来。再看看那被填掉的、污染的以及被“硬化”的河流，中国人地关系面临空前的危机。是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这一危机。原来的农田、自然林地、草地等多种多样的土地镶嵌都成了单一的城区，在无知无畏的态度下，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的城市景观越来越气势“恢弘”，每座城市都在不遗余力地“向现代化迈进”，这说明了什么？
近几年来，城市景观的变化存在“展示性”的通病。城市景观封建帝王意识太深了，集权意识太浓了，离百姓生活太远了。我在别处多次谈到，暴发户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观成为当今“城市美化运动”的主角。很多人错误地理解城市的现代性，事实上，是在用封建意识与帝国心态来建造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城市。为什么很多城市会修建欧洲式的广场？很多城市都是这样，一个政府大楼，一个大广场，一条中轴线。而广场的另一侧可能就是流着臭水的平民街。这种风格在欧洲是君主王权的象征，这种城市景观离百姓的生活太远了。
广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景观。城市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早在欧洲巴洛克时代已经丧失，而在当今中国更是如此，随着中国日益走向民主政治和平民化时代，广场设计应当用进步的物质环境积极推进社会意识的进步，通过人性化设计，实现广场人性与公民性的回归。
说到“现代城市”，一百个国家大剧院，一个个央视大楼，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个“市政广场”，百万个以展示政绩为目的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愈来愈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
城市景观的雷同以及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有什么办法吗？我们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遏止住？
要反思残留在人们头脑中而又根深蒂固的四种思想。第一是长官意志。谁权大，谁说了算，是影响城市建设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是暴发户意识。突然有了钱，而且来得太容易了，所以花起来也大手大脚，甚至“比着花”。修建大广场，大马路，在河底铺大理石，这是典型的暴发户心态。审美情趣太低，又有钱了，怎么办？乱花！第三，克服小农意识。第四，最关键的是不尊重科学，缺乏理性的规划思想。轰轰烈烈地搞招标，最后被选中的常常是最差的方案。请了好的设计师，结果却由三流的评委来评审定夺。
现在各级行政官员的学历程度、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但表现在“政绩工程”上的审美趣味为什么难以令人信服？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反映了我们的教育不是“全面教育”。学位越来越高，但可能拿的是“工程学士”、经济学博士，往往缺少人文修养。文学是最基本的一种修养，学位虽高，但审美趣味没有提高。所以就出现了大坝越来越高，动辄用水泥来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很严峻的问题：素质教育问题。
当然，也有根深蒂固的集权意识问题。为了展示政绩，用这种观点去指导其审美趣味，城市景观是意识形态的符号，如果是个“农民市长”，那么这个城市景观就反映农民的心态，如果是个“官本位市长”，那么，领导喜欢什么，那他那个城市就会建成什么样子。
您认为济南的情况怎样？在山东做项目了吗？
我去过济南大约5次，济南有很好的环境条件，可以建成非常漂亮的城市，但是也和其他有些城市一样，其特色也在慢慢消失。我在山东做的案例比较少，在南方多一些，因为南方城市比较容易接受新观念。济南有这么好的环境，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济南都做不好，中国就很少有城市能做好。我今年9月还到趵突泉看了看，我认为大有文章可做。济南有这么大一个广场，又叫泉城广场，泉水流到泉城广场北侧却白白地排走了。
我们在章丘做了一个项目，将一条叫“北沟”的泉水河建成开放性的市民休闲公园。我们用的生态理念是“清水”。
您为什么一再表示希望媒体能引导“决策者”走向“正路”？
城市的决策者都是想把城市建设好的，但他们往往不知道应当怎样建才好。这就容易出问题。媒体要引导出一个健康的城市之路，不要老是报道哪个城市建了一个“巨大的广场”，“建了世界第几高楼”，媒体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媒体商业化太厉害了，反而忘掉了自己的责任，现在打开报纸，看看有多少房地产广告，打的字眼都是“欧陆花园”、“豪华世界”等等，误导了读者的价值取向。
高楼大厦当然不是城市“现代性”的标志，那么您认为什么是当今中国城市的现代性呢？
一座城市应当首先将民众的生活放在第一位，把城市生态放在第一位，把环境放在第一位，把人文的品位、修养放在第一位。科学地建设城市有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社会学的，也就是要关怀城市居民，科学地建设城市不仅仅只是造一个景观，造一座大楼，造一条大道和大广场。它要关注和解决城市的社会问题。当务之急不是把广场建得多宽，而是把水、空气弄干净。把城市建成一个休闲的场所，一个散步的场所，一个骑自行车的场所。把朴素的、平民化的东西先做好。而不是去搞大而无当、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
怎样才是健康的城市审美观？如何找回中国城市景观失去的自我？
善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足下文化”及“野草之美”。足下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从平常和当代生活中找回属于当代中华民族的自己的身份，它的对面就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的中国古典，巴洛克式的西方古典，帝国主义和殖民文化的西方现代，那些强调形式主义和纪念性的、无病呻吟的城市化妆。
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和善待与适应土地。以自然过程，回到完全意义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的经济或其他意义上的土地。土地是需要科学地解读和规划的生命系统，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完）
呼唤“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加快，城市膨胀了。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景观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旧有的东西——难以计数的有价值以及尚未来得及认识其价值的街区、建筑构成的独特的城市景观土崩瓦解，令人触目惊心。
耸立起来的是什么呢？西方发达国家式的高楼，金碧辉煌的假古董式民族建筑，海市蜃楼般的大广场，大住宅区。 白云蓝天阳光青砖的民居生活逐渐消失，代之以终日以灯采光的城堡式生活。多少年之后，人们忽然发现，我们的城市仿佛都穿上了“标志服”。
最近，著名作家也是民俗专家的冯骥才先生，在《人民日报》撰文对当今的城市风格雷同现象一一列述：
一个城市一个大广场，连小县城也建广场。这些广场夏天酷日暴晒，冬天寒风回荡。
罗马柱：广场必有喷泉和一排罗马柱。谁也不知这种舶来的罗马柱是干什么的。
高楼大厦：最雷同莫过于这些大家伙了。细长的、圆柱式的、尖的、金的、纯玻璃的、带旋转餐厅的，而且愈高愈威风，看上去全是“国际大都市”了。
烟花灯：一种仿照烟花的装饰灯，从江南到塞北，无一座城市没有，到处闪烁不停。
水泥树：用自来水造瀑布，用膨化塑料堆假山，用水泥塑大树，喷上绿漆，到处可见。北方城市还常常用水泥在街头造一棵大榕树或几株南国风情的椰子树。
白瓷砖：全国各地尤其是小城镇的房屋差不多全用瓷砖把外墙贴满，而且多为白色，有人戏称做“厕所砖”……
从不讲功能林立的高楼到没有章法的飞檐翘角再到无视自然之美而盲目追求的城市大格局，究竟什么样的城市才是美的？我们这个曾经创造过人类伟大文明的民族，在城市景观的追求上，似乎正面临着审美标准的缺失。
今年41岁的俞孔坚是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1997年自哈佛大学以设计学博士身份回国后，大量城市所表现出的“景观病”使他深感震惊。中国景观设计界便响起了他尖锐的批评之声。他努力找出症结，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传播自己的主张，其著作《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一书所阐述的观点正在为许多地方行政官员所接受。其代表作之一，中山市岐江公园——一个利用旧造船厂遗址建成了一个草蒲丛生、自然野趣与现代工业文明浑然结合的公园，获得2002年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荣誉设计奖。
11月4日晚，应邀去哈尔滨举办讲座的俞孔坚教授，在当地的玛迭尔宾馆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为什么我们的城市，今天以高楼为美，明天以假古董建筑为美，后天又以大广场为美，显得缺少审美“定力”？
这是因为存在一个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身份”与“文化”认同危机是我们的城市景观“不伦不类”的根源。中华民族有煌煌5000年文明史，我们的身份便是帝王们的紫禁城、大运河以及无数同胞血汗构筑成的长城。这种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是很鲜明的。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开始，文化认同危机也就开始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挫败使中国人有了“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反思；“五四”的先贤们意识到中华文化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发展到极端，“全盘西化”就成了五四运动的标志性口号。至2004年止的29项世界遗产，除了4项为自然遗产，大都是封建帝王的宫苑、坟墓、庙宇等。我们当然要珍惜历史遗产，但现代中国人难道还要继续这种文化认同吗？我们当代的文化认同又应是什么呢？在封闭多年打开国门之后，西方世界和我们的落差再次凸显：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挥之不去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杂交，再配以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就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许多人也开始认同所谓“最现代”的建筑和景观。城市景观建设中的贪大求洋、欧陆风无不是这种危机的表现。城市景观是意识形态及审美趣味的符号。民族身份、民族文化认同的游移，是城市景观现状的反映。
现实是，我们对自然形态越来越不珍惜，往往以难以抑制的主观目的，来放任对自然的改变，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这正是我要谈的另一危机“人地关系危机”。以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为例，你可以感到中国城市的发现毫无节制，其蔓延的速度又是多么快。这源于另一种认同——看看未来北京和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及中国香港的认同度昭示了中国城市的未来。再看看那被填掉的、污染的以及被“硬化”的河流，中国人地关系面临空前的危机。是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这一危机。原来的农田、自然林地、草地等多种多样的土地镶嵌都成了单一的城区，在无知无畏的态度下，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的城市景观越来越气势“恢弘”，每座城市都在不遗余力地“向现代化迈进”，这说明了什么？
近几年来，城市景观的变化存在“展示性”的通病。城市景观封建帝王意识太深了，集权意识太浓了，离百姓生活太远了。我在别处多次谈到，暴发户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观成为当今“城市美化运动”的主角。很多人错误地理解城市的现代性，事实上，是在用封建意识与帝国心态来建造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城市。为什么很多城市会修建欧洲式的广场？很多城市都是这样，一个政府大楼，一个大广场，一条中轴线。而广场的另一侧可能就是流着臭水的平民街。这种风格在欧洲是君主王权的象征，这种城市景观离百姓的生活太远了。
广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景观。城市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早在欧洲巴洛克时代已经丧失，而在当今中国更是如此，随着中国日益走向民主政治和平民化时代，广场设计应当用进步的物质环境积极推进社会意识的进步，通过人性化设计，实现广场人性与公民性的回归。
说到“现代城市”，一百个国家大剧院，一个个央视大楼，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个“市政广场”，百万个以展示政绩为目的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愈来愈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
城市景观的雷同以及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有什么办法吗？我们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遏止住？
要反思残留在人们头脑中而又根深蒂固的四种思想。第一是长官意志。谁权大，谁说了算，是影响城市建设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是暴发户意识。突然有了钱，而且来得太容易了，所以花起来也大手大脚，甚至“比着花”。修建大广场，大马路，在河底铺大理石，这是典型的暴发户心态。审美情趣太低，又有钱了，怎么办？乱花！第三，克服小农意识。第四，最关键的是不尊重科学，缺乏理性的规划思想。轰轰烈烈地搞招标，最后被选中的常常是最差的方案。请了好的设计师，结果却由三流的评委来评审定夺。
现在各级行政官员的学历程度、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但表现在“政绩工程”上的审美趣味为什么难以令人信服？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反映了我们的教育不是“全面教育”。学位越来越高，但可能拿的是“工程学士”、经济学博士，往往缺少人文修养。文学是最基本的一种修养，学位虽高，但审美趣味没有提高。所以就出现了大坝越来越高，动辄用水泥来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很严峻的问题：素质教育问题。
当然，也有根深蒂固的集权意识问题。为了展示政绩，用这种观点去指导其审美趣味，城市景观是意识形态的符号，如果是个“农民市长”，那么这个城市景观就反映农民的心态，如果是个“官本位市长”，那么，领导喜欢什么，那他那个城市就会建成什么样子。
您认为济南的情况怎样？在山东做项目了吗？
我去过济南大约5次，济南有很好的环境条件，可以建成非常漂亮的城市，但是也和其他有些城市一样，其特色也在慢慢消失。我在山东做的案例比较少，在南方多一些，因为南方城市比较容易接受新观念。济南有这么好的环境，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济南都做不好，中国就很少有城市能做好。我今年9月还到趵突泉看了看，我认为大有文章可做。济南有这么大一个广场，又叫泉城广场，泉水流到泉城广场北侧却白白地排走了。
我们在章丘做了一个项目，将一条叫“北沟”的泉水河建成开放性的市民休闲公园。我们用的生态理念是“清水”。
您为什么一再表示希望媒体能引导“决策者”走向“正路”？
城市的决策者都是想把城市建设好的，但他们往往不知道应当怎样建才好。这就容易出问题。媒体要引导出一个健康的城市之路，不要老是报道哪个城市建了一个“巨大的广场”，“建了世界第几高楼”，媒体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媒体商业化太厉害了，反而忘掉了自己的责任，现在打开报纸，看看有多少房地产广告，打的字眼都是“欧陆花园”、“豪华世界”等等，误导了读者的价值取向。
高楼大厦当然不是城市“现代性”的标志，那么您认为什么是当今中国城市的现代性呢？
一座城市应当首先将民众的生活放在第一位，把城市生态放在第一位，把环境放在第一位，把人文的品位、修养放在第一位。科学地建设城市有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社会学的，也就是要关怀城市居民，科学地建设城市不仅仅只是造一个景观，造一座大楼，造一条大道和大广场。它要关注和解决城市的社会问题。当务之急不是把广场建得多宽，而是把水、空气弄干净。把城市建成一个休闲的场所，一个散步的场所，一个骑自行车的场所。把朴素的、平民化的东西先做好。而不是去搞大而无当、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
怎样才是健康的城市审美观？如何找回中国城市景观失去的自我？
善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足下文化”及“野草之美”。足下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从平常和当代生活中找回属于当代中华民族的自己的身份，它的对面就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的中国古典，巴洛克式的西方古典，帝国主义和殖民文化的西方现代，那些强调形式主义和纪念性的、无病呻吟的城市化妆。
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和善待与适应土地。以自然过程，回到完全意义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的经济或其他意义上的土地。土地是需要科学地解读和规划的生命系统，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