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哈佛来的城市战士(图)
[档案]俞孔坚 景观设计师。1963年生于浙江金华。199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主攻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1995-1997年任美国SWA集团景观规划与城市设计师和项目负责人。其主持设计的西藏昌都中路步行街获2002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广东中山歧江公园获2002年度全美景观设计荣誉奖和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等。最新著作有：《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等。
俞孔坚8年来参与社会的身影已经远远超出他的专业领域，其批判城市景观、城市建设、建筑设计的种种纰漏声中，他触及的似乎更是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
4月初，圆明园防渗工程闹得举国不宁时，景观设计师俞孔坚从他的专业发出了质疑：“圆明园一定要有水的想法错了，因为它违背了遗址的概念。”
但他同时发现，大肆砍伐园中林灌和肆意改造地形地貌的工程，仍然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他端着随身多年的相机亲临圆明园拍下一组组触目惊心的镜头，在媒体撰写文章要求有关部门立即停止改造行动，措辞激烈：“圆明园林灌被毁比防渗工程更具破坏性。”
4月13日，国家环保总局为此举办的听证会，在俞孔坚看来实际已变成一个审判会：“主要是引起了公愤，主要是这个环境的破坏确实令人发指，在我看来是不可容忍的。”
自1997年顶着中国第一位回国的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的名衔从美国归来，俞孔坚8年来参与社会的身影已经远超出他的专业领域。他认定教授的责任更在于把大学搬到社会上去。与他交谈每每觉得其振振有辞的表相之下，其批判城市景观、城市建设、建筑设计的种种纰漏声中，他触及的似乎更是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
2004年10月，俞孔坚在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的演讲，震惊全场：“看看要建的CCTV大楼，用1/10的钱，就可以建同样功能的建筑。一种暴发户与封建帝王意识及与风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
更早的同年5月，俞孔坚在加拿大召开的第40届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世界大会上，告诫西方景观设计师和建筑师：“在中国大地向你们敞开欢迎的胸怀的时候，不要对中国大地上的自然、人民、文化和‘土地之神’视而不见，甚至藐视，不要用你们的景观垃圾来填塞处在景观饥饿中的中国大地。”
俞的观点：中国现阶段的特色，就是财富的突然暴涨，钱的来路决定了对待钱的态度。对于已在北京CBD中心动工的CCTV大楼，俞孔坚无奈地等着建好之后被他所不幸言中的一堆麻烦和问题的面世，正如目前因沉重负担而无法启动运转的国家大剧院。“最后是什么？国家背这个负担，通过纳税人的钱！”
诸如此类的呐喊，俞孔坚发出过太多次。
时至今日，俞孔坚最值得庆幸的事便是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一群张扬着血脉之气的年轻人迅速站成他的后盾。他们称他“俞博士”、“俞老师”。他所到之处的演讲会，享受掌声如明星待遇。两年间，他将从他争取到的项目和课题中赚来的钱全部投入到教育和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新教学大楼建设上。作为北大教授，他自己付钱聘请教授讲课，只是按国内教授在北大讲学的标准付费——竟然也有人要求义务讲课。中国在吸引着全世界的注意力，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俞孔坚说。
俞孔坚带领的“土人景观”，合作版图抵达国内每个省份，第一例是广东中山歧江公园，该项目曾获得2002年度美国景观设计荣誉奖（专业奖项中的最高奖，国内无他人获得），今年又获得第十届中国美展金奖，第一次将这个奖项颁给油画、美术之外的景观设计类，评委的意见是：“它把中国的设计大大推前了，具有标本意义。”
但他奇怪的是，国内园林界（按行业划分该项目应属风景园林类）都毫无反应——“当然，国内也没什么奖项可拿的，”俞孔坚双手一摊，也学会了戏谑。毕竟，俞孔坚还是能博得不少甲方的追捧——甚至他们成为他的朋友。无数案例下来，他会重复一句话：“中国不是缺好设计师，是缺好的甲方。”因为，流产的（做到一半不让他做了）远远多过成功的。
他自己也说，他是孤独的，又不是孤独的。
他聊以欣慰的背后，亦流露英雄无路可退的悲壮。“陈丹青为什么要辞职？张永和为什么又要回去美国？”想要改变现实的这群同道海归，俞与他们惺惺相惜。
哪座城市可以诗意地栖居？
早在1998年，俞孔坚归国不久即在《中国园林》上发表文章，把国内园林师奉为国粹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斥为封建士大夫园林，认为是中国五千年封建意识形态的最终庇护所。俞立时成为中国园林界的众矢之的。在一个沉寂的专业学科里，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了寂静，制造噪音的人便易于让人怀疑他的居心。
多年过去，他所谓白话文景观，所谓平常城市，所谓日常美这些持续的观点，夹杂在时代一片求新求异的呼声中仍显得另类。
“有了钱我们干什么，有了钱我们缺什么？”俞孔坚发问。
“我们缺审美。”对于搬苏州园林的模式而大兴假山，他说“以一种遗产的语言去造新的东西根本行不通”；对于城市共有的化妆运动，他感叹“全球化导致了地域文化的失落”；对于国外建筑师在中国土地上弄出的震慑人心的建筑，他说“这是在把帝国的意识强加给中国”。
他不愿意再重复地讨论库哈斯的建筑本身，仅凭80个亿，他不知道可以解决中国多少人喝水、受教育的问题。“如果你把日常的东西搞得很美，这才是真正有本事，有价值。”他给北京某房地产商做了个项目，在小区内全部种植上满北京城都能见到的杨树。那是高档社区，开发商认为该种上500元一棵的银杏，而不是30元的杨树。但俞孔坚胜利了。这跟他首次在广东中山的歧江公园，实现用野草和生锈铁轨来装饰主题公园如出一辙。
2004年俞孔坚完成《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一书，他免费赠送1000多本给全国600多个城市的市长们，书中对城市点名批判这股美化运动风。今年他即将出版的一本书是《反规划途径》，强调市长们更要注意的是不要建什么，而不是建什么。
所有的城市都用他专业眼光去挑剔，在中国，没有一座城市符合他“诗意的栖居”理想。
俞孔坚断言，中国将来一定会有某个阶段，考虑将过宽的马路怎么重新利用，考虑城市的防洪河道，考虑变直的河流怎么重新变得曲折起来。
“谁要是听了我的话，而去做这个东西，那我们至少可以省下两笔钱：一笔是造这个的，一笔是拆这个的。”
我没有退路，只能走到底！
有一次在湖南，一个很有钱的开发商听说俞孔坚是哈佛回来的，非请他做项目不可。开发商的那块地上有山有水、有丘陵有林子，他想盖办公楼和别墅。俞说就保留原有的山水和树林，再结合地形盖些建筑。但开发商不肯，他要有白宫般的豪华和气派，房子造到山顶上，把山底的湖填掉，再在山上建人工水池、喷泉、广场。俞孔坚根本下不了手。他说，“我是不可能在这里造白宫的，你另请高明吧。”
最难过的事是，“全身心投入做，做到一半就不让你做了。”与他共事的伙伴亲眼看到了这个汉子感情饱满同时又脆弱的一面。他常常在做之前酝酿情绪，使自己对那块地方产生感情，爱上它。然而经常出现让他修改方案的结果，他跟甲方拍桌子大吵，把电脑弄坏了，眼泪也快蹦出来。“他要的是那种特别庸俗的东西，我不花时间就可以做出来的，但我不屑一顾做它，白宫的图纸有的是，直接COPY就好了。”
给公司起名“土人”，一度他甚为得意自己的超前意识。“第一我某种程度就是‘洋人’，我知道洋人有几把刷子；第二我又实际代表‘土人’；第三我了解‘土人’。”
对于中国的问题，他不觉得欧洲人、美国人甚至日本人能比他开出更好的方案。
但如果没有哈佛的牌子，“土人”或许早就淹没在成千上万家本土公司之中。而俞孔坚也的确觉得最初的认可力量也是源自国际，源自“洋人”。德国、美国、英国、甚至哥伦比亚的专业杂志上，纷纷辟出大量篇幅解读他在中国所实现的案例作为封面文章。
“理念的传播多么的困难，我得飞出去让国外的先承认，还得让不同领域的人都让他们认同。”俞孔坚的“行外觅知音”，带着一种调侃的无奈。读大学时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细胞运动的，近20年相隔，本刊采访前他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是在一本美术杂志上。
这些都是必经之路。景观设计师眼下成为十大最受欢迎的行业之一，而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院自2003年成立以来已经备受关注。温总理说：要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他为之一颤，“2005都让我觉得是个转折点。”
俞孔坚又会情绪高涨，他的时间表永远是排得满满的。这成为他解压的重要方式。出差也必定会背上摄影包，登机卡必定是保留作纪念。
“我没有退路，只能走到底。我的退路也许就是回美国了，在中国这样呆下来，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
迟早是要回到土地
4月的某天，15岁的儿子看到报纸上别人批评俞孔坚的文章，坚定地说：“爸爸，我们支持你。”是指他以及9岁的妹妹。
这是一对美式兄妹，他们除了皮肤、长相还延续着中国特色。但俞孔坚无比欣慰。刚回国，俞孔坚就带孩子们去参观圆明园，儿子到现在还记得那种沧桑感。对于俞孔坚所想的“这就是一处遗址，传统的东西就该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孩子们不能意会，但此刻，他感动于从他们眼中读到了血脉相通的理解。这就够了。尽管他们完全不像他那样痴迷土地，热爱野草，他们像中国家庭的多数90年代孩子一样，在乎的是能上电脑玩游戏，他们当然聪明，对高科技的东西尤为敏感。
俞孔坚曾一有机会就尝试给孩子建立跟土地的关系。带他们去草坪（事实上，现在还有草坪竖着“禁止入内”的牌子），去少数民族聚居区旅游。去年寒假他开车带他们到贵州，这个在他只要一踏足就浑身激动的地方，但孩子们表现得毫无兴致。
面临孩子的教育问题，俞孔坚像天下父母一样充满疑虑。他从不怀疑的，是真实的土地。而从景观设计、到建筑设计，到土地设计，俞孔坚认定自己最后还是要走向土地的设计。在关于东营、台州的河流湿地问题上，他说服当地领导走向生态之路。他曾经给40多个部长连续做2个小的报告。他重视的是在中国城市实现绿色空间、自然的河流水系、自行车空间这些生态基础的保护和利用。
他在浙江金华的农村成长。当他在美国SWA成为职业设计师时，发现其设计灵感竟源自儿童体验。幼年时穿越弄堂、在甘蔗地捉迷藏这些反复的把戏，都给了他最初也是最好的空间体验。今天据此他可以一眼识中他的学生。“这是基因决定了的。”
俞孔坚后来离家到北京林业大学读书，揣着母亲给他的家乡的土。这土陪他飘洋过海又飘回祖国，至今25年。他把它同他的博士服放在一起。
现在他渴望把“田”种到城市。2003年设计奥林匹克体公园，俞孔坚有一个获奖方案，即是一个“田”字，获得了国际专家的高度评价。但他的方案只是部分得以实现，“这个，理念有冲突吧。”当时正是要将北京奥运办成史上最豪华的意见占上风。
对俞孔坚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之一迈克•哈格（生态规划大师）于两年前逝世。他曾以一本《设计遵从自然》而对美国当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造成的恶性生态环境指明出路。在俞看来，二战前后的美国是一个暴发户形象，形同今天的中国。在经历上，俞孔坚与这位生态规划大师存有相仿意味。生于1921年，参加过二战、当过上校的迈克•哈格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目睹了英格兰工业化的生态变异，他企图通过读书加以改变，但哈佛里教的却是一套令他失望的“八股文”，于是离开哈佛到宾西法尼亚自建一个新的景观设计学系，反“哈佛”而行之。事实证明，这个人改变了美国整个规划思想。
俞孔坚深信不疑自己的路不会有什么悲剧。
当年那个孤僻、受压抑甚至悲观个性的农村孩子，成为今天的俞孔坚，在他的拥趸看来，也是应运而生：“假如我们的规划设计师都是在水泥森林中长大的，这将是非常可怕的。”重要的是，俞突破压抑的底色，全然焕发敏感、艺术气的一面。直到今天，一旦遇到新的环境，他仍然会进入不知所措的状态。但在他的专业领域，他总是那么骄傲、底气十足。
面对面
“我是个牺牲者，却一定是个胜利的牺牲者。”
《新周刊》：在中国的园林界和建筑界，你的批评之声不断响起，但同时批评你的声音也紧随而来。对你批评的声音会消解你的批评吗？
俞孔坚：肯定不会。这就像一张网，有人碰一下，整个网就会动起来。这纠缠着现有的所有的既得利益者，无论这个既得利益是物质的、精神的，还是地位的、学术观点上的。我现在要么把这个网冲破，要么死在网中。
再过30年，我可能也会像那些反对我的人一样观点落伍，那我最好就是少说话。一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但从专业角度说，我还是这个时代的代言人。
《新周刊》：你批评城市共有的化妆运动，比如贪大求洋、欧陆风，清一色的“城市广场”、“世纪大道”，你批评的基石是什么？
俞孔坚：一些城市建设者忘掉了城市是平民的城市，根本没有现代精神可言。
《新周刊》：不觉得你的想法对于中国的城市现实有些遥不可及吗？
俞孔坚：没有。不是我一个人在反对，也有少部分人。中国城市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自以为是地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西方也不是一夜之间变文明的，中国什么都是拿来就用，开发商自己也糊涂了，主要是这整个学科落后，没有好的理念，实际上只要看看我这几本书就理解了。
《新周刊》：他们有时间看你的书吗？
俞孔坚：他们很少有时间看书。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教育跟实践是脱节的，搞实践的人没时间看书，忙着赚钱，搞理论的人整天埋头在办公室。我这几年挣了些多钱全部投在教育上了，不办学这些理念很难传承下去。
《新周刊》：现在会有孤独感吗？
俞孔坚：也孤独，每当参加那些无奈的圈内的会议，我满世界成了批判的对象了。有时候我去讲课，看到这么多拥护者，受到明星一样的待遇，又感到并不孤独，因为年轻人站在我这边。
《新周刊》：你批判库哈斯设计的CCTV大楼，还有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你批判的焦点主要是在于用1/10的造价就可以盖出同样的建筑，是否可以认为这只是关于钱的问题，而非建筑本身有问题？
俞孔坚：西方出身的建筑师，一类是真正平民化的，一类是帝国式的，希望建筑凌驾一切之上。库哈斯也算是我的老师，他是个天才。但他的才华是用在展示你所需要的那种壮丽和辉煌，即接受者是想让他造一个封建帝王的建筑。我是在批判接受者。这样的建筑，在美国欧洲是盖不起来的。第一它很危险，第二它造价很高，第三它不是平民的，绝对通过不了一个民主社会的检验。这个建筑它是国家的象征，又是纳税人的钱盖起来的，国家大剧院已经建好了，但没人敢管这个建筑（每张票价需2000-5000元人民币，才能维持日常运营）。
《新周刊》：但这样的建筑，大多数人会认为是震摄人心的建筑。你怎么看？
俞孔坚：中国已经有了震慑人心的建筑，有长城、故宫，已经不需要了，需要的是关注13亿人喝上干净的水。整个民族也是不成熟的。有人花了你的血汗钱造了这么一个建筑，我们还在欢呼，可悲。我并不只是批评当官者的暴发户意识，也批判我们自身充满奴性的一面。
《新周刊》：在中国，你有认同的建筑师的作品吗？
俞孔坚：国外建筑师在中国也做了很多好的作品。国内建筑师也有，我的同事们如崔恺、张永和、齐欣、马清运就做得很好。这都是中国新的希望。没占主流并不是他们的过错，因为他们在甲方、在开发商那里没有更多的话语权。
《新周刊》：你说过我们的富豪排行榜，很多都是靠房地产一夜暴富的，他们糟蹋了城市。但是房地产商反过来也会认为你的批评不过是一种仇富心理。你怎么看？
俞孔坚：我没有仇富。我不过觉得他们确实应该有点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社会不正常因素，靠一种不正当的、还不是公开的（因为不是一般人就能进入的行业）、又是暴利的行业，这是另一种资源掠夺，他们掠夺了土地，这土地应该是国家的、是平民的。这里有两个暴发户，城市（城市施政者）暴发户，开发商暴发户。
《新周刊》：都说历史会是最好的审判官，在这条路上，你给自己的时间是多少年？
俞孔坚：会是两代人吧，我是个牺牲者，却一定是个胜利的牺牲者。最后胜利的是我的学生们。
人物圆桌
李津逵：俞孔坚就是公用型知识分子
2004年上海亚太城市景观论坛上，当时把演讲嘉宾请上台，我看到俞孔坚的鞋上还有泥，那可是在浦东！这第一印象太深了。他是在金华的农村长大的，却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起很关键作用的规划师，假如我们的规划设计师都是在水泥森林中长大的，这将非常可怕。
我的同事、学者龙隆就分析过：知识分子分成三类：御用型、雇用型、公用型。俞孔坚就是第三类。我觉得俞孔坚远远超出了一般景观设计的领域，讨论具体方案的时候他完全是从社会学去考虑规划的。（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经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居深圳）
阎立军：对俞孔坚最大贡献的人，就是反对俞孔坚的人
他曾经在邯郸为了做一个项目，因为特别重视土地，重视“魂”的东西，他把酒店的被子搬出来睡在野地里，感受了一夜寒风，仿佛又见“千年古道”。做出来的方案后来还是被否了，他跟对方争论得很激烈，眼泪都快出来了。
对于那些批评孔坚的声音，一方面很多表面上不服气，其实他们在心里还是服的，另一方面我认为，对孔坚最大贡献的人就是反对孔坚的人，这也是对将来起最大促进作用的人。（湖南广播电视记者总站站长，曾以俞孔坚的甲方身份而合作过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总体规划修编，居长沙）
庞伟：他总是有一种文化使命感
1998年认识俞孔坚，我的印象是，他表现得非教授化，比如朴素、大步流星、对自然的尊重等。他不像教授呆在象牙塔里，一定要走动，在中国各种山里边拼命行走。有一次我们在湖南，他突然叫我看车窗外，那是一片云海，非常神奇漂亮，他说：“这可能是几千年前，曾经是屈原看到过的云彩。”我印象特别深，他总是有一种文化使命感。
就像俞孔坚说过的，把我们说成是鲁班的传人，不如说是大禹的传人。（广州土人景观设计师，曾以俞孔坚的甲方身份而合作过广东南海信息产业园项目，居广州）
李迪华：他愿意拿“土人”交换成立景观设计学研究院
通常我们请国外的老师、教授到中国来，他是连同学生及研究生一起请来。2001年我们做出这样一个模式，把派一个学生出去学习的钱用来从国外请两三个学生跟我们一块工作。很快发现我们的学生和国外的教授学生交流非常困难，用外籍老师的话说，中国学生为什么如此顽固？孔坚在这个时候更加坚定了要办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决心。
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在论证会上，面对异议，孔坚再也听不下去了，双眼饱含泪水地质问：“整个中国的土地都被破坏了，我们难道不应该有所作为吗？！”他甚至提出来：“土人”可以无偿给北大。多年相处，我知道他是一个只想事业的人，而很少考虑人际。（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居北京）
吉庆萍：他就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的人
我们是大学同学，当时在学校他的性格我不是很喜欢，觉得不太开朗，但那种吃苦好学的劲头特别突出，尤其是质朴执着的爱深深打动了我，他不是那种被功利而左右的人。对于社会上对他批评的声音，我觉得很多是观点的不同，有些是不理解，也有一些是因为嫉妒心理造成的。我认为他觉得做得对就去做好了。
我是一个基督徒，去美国以后认识主的，他也相信有神，但不相信耶酥基督就是神，他崇拜自然，他把土地当成他的神。我期望他过更加平衡的生活，但他对社会的责任更重，我也知道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庭和子女上，他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我很欣赏他总是特别乐观，总是能看到事物好的一面。
我们在婚姻上也有过难处，在他回国以后，他事业特别红的时候，我不能接受他全身心投入事业，为此我们发生很多冲突，我们曾谈到过放弃婚姻，但他会首先考虑到我、孩子，想到他在最痛苦的时候没有放弃，这点我很感恩。这段苦难成为我们的祝福，现在我们的婚姻更好，我也更了解他就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责任感很强的人。（俞孔坚夫人，清华大学国际处，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