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树树树，十万火急
他的学生和同事评价他很成功，但他说自己还很失败，要花那么大的力量推动景观设计学科的发展。
他让自己处于争议的焦点中，他说他很孤独，但不会屈服。
他叫俞孔坚，大名远扬，同时非议多多，让我不禁疑惑，想要去观察和了解。
“土地是我的信仰”
周一的早上，我从北京城东出发，一路经历堵车、换车、焦虑，终于到达位于上地的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不由得想起了“土人”曾在国际上中标的一个项目：美国波士顿大开挖工程唐人街区段的设计。
波士顿把沿海湾地表上架空的高速干道，通过大开挖埋到了地下，在原地上建一条绿色廊道，自行车道。“如果北京也有一条绿色廊道……”我不禁浮想联翩。
“博士在研讨方案。”俞孔坚忙碌的一天，已经开始。往会议室里望去，他正面对摊开的图纸说着什么，旁边是几个年轻的设计师。我轻微的脚步声，竟引得他朝我看来，于是不忍入内。
半个小时后，俞孔坚参加另一个项目小组的讨论。
“你要找一个实实在在的村庄进行参照。”他的指点让员工若有所思地点头。
“这里隔音不好。”一个设计师提出置疑。
“不会。”他的话简短而有力，显示着权威。他的员工告诉我，他事必躬亲，每个项目都要过目，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土人”每年接的项目可以达到一百多个。
他的员工信服地说：“博士很厉害，总是精力充沛。”
我却不忘，上周六他在自己主持的北大“景观设计专业与教育”国际研讨会上迟到。他略带腼腆和羞涩地向所有人坦言“睡过头了”，并“呵呵”地解释“刚从美国回来，时差没倒过来”……
俞孔坚穿过长廊和几个设计间回到办公室——一个很大的空间，除了电脑就是书，除了书，还是书。
我得以四处转转，看到用木头刻成树状的，写着公司名字的牌子，看到魏碑体的题字：“为自然倾心，为人类求索，为吾神创造”，还看到公司的四个理念，首当其冲，就是“树，树，树！”
“我的信仰，就是土地。”俞孔坚说。他在大小不同场合表示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设计出一种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的环境。
这种信仰，贯穿始终，从他出生到他现在的工作。他生长在浙江金华的农村，与山水相伴度过童年。考上大学，第一次离开家乡，母亲从村前的风水林取来一包泥土，希望儿子带着它，能在外服四方水土。这包泥土，伴着他从农村到北京，再到美国。
“现在还保存着。”俞孔坚说。
也正是对土地天生的爱，促使他回国创业。当时他已经在美国最著名的城市设计与景观规划公司SWA参与了多项大型国际项目的规划设计工作。但之前在国内100多个地方行走，土地的破坏程度，尤其是自然河流和文化遗产的破坏程度令他震惊。
他用一篇《哭泣的母亲河》批判人们在大河上建坝，把河流裁弯取直，封上钢筋水泥。他那学者和设计实践家的头脑同时预见到中国会有更大的发展。
于是，他回国了。于是，有了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还诞生了“土人”，设计出好几个在国际上获奖的项目。“土人”刚刚获得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2005年度设计荣誉奖的沈阳建筑大学稻田景观校园项目，把稻田引进校园，“育米如育人”的设想，正是源于俞孔坚从小生活在稻田中的回忆。
然而，他也伤感，因为，“家乡的风水林没了，被砍伐掉了”。
“坚持才能显现生命力”
从俞孔坚回国至今，他似乎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上。
他从不对甲方妥协，因为“要坚持信念，不能受哪怕是一时一刻的金钱驱使。如果认同外界的束缚，就永远不会有好的作品”。
曾有开发商请他设计中国的“白宫”，要把湖底填平，把房子造在山顶上。他拒绝了，因为砍掉的树让他心疼，填掉的湖让他心疼，削平的山让他心疼。
他在河北做一个项目时，为了感受土地之“魂”，在野外睡了一夜。一夜寒风，仿佛让他又见“千年古道”。但他的这个项目被否了，他和开发商争得连眼泪都要出来。
“中国不缺好的设计师，中国缺好的甲方。”他喜欢批判开发商。
同时俞孔坚批判政府官员。他给上千个市长讲过课，课上直言不讳批判“大连城市广场不好，上海世纪大道是败笔，北京的水系硬化和渠化工程是劳民伤财......”，而市长们就坐在下面。他不去看那个市长脸是铁青，还是通红。
今年4月的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公众听证会，引发了一场大是大非的“战斗”。是否应该保证圆明园荷花池的用水，是否应该通过铺设胶膜防止湖水渗漏成为争论的焦点。
俞孔坚在听证会上提出，希望保存圆明园现状，使它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地位凸现，不要再人为改造或恢复。事实上，这个观点他早在2003年《圆明园遗址公园恢复规划》座谈会上就提出过，并得到包括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全国政协委员、“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等专家的认同。
他还不罢不休地撰文指出圆明园林灌遭受“三光”政策，这是比防渗工程更令人发指的破坏。
如今，几个月过去，圆明园铺在湖底的防渗膜早已被责令撤掉（但有关部门是否真已按国家环保局要求整改，俞孔坚表示怀疑）。
中午，俞孔坚和两个外国专家共进午餐。提到这场“战斗”，他依然充满战士的斗志，“We win, and the people win.”他不由得握了握拳头。
“您怎么评价他？”我问华盛顿大学的小林教授。
“中国需要这样的人。”他用简单而颇有深意的一句话回答我。
而这样执拗的一个性格，在童年已经铸就。俞孔坚说过，小时候他就很淘气、叛逆，烧掉邻居家的草垛，被妈妈打也不悔改。
后来，“文革”开始，富农出身的父母被关在牛棚里，他去给他们送饭，一路上忍受着别人的耻笑。他变得自卑和自闭，同时也学会要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
“名正才能言顺”
我碰上了“土人”的庆功会，为了庆祝“土人”和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反规划”之台州案例和沈阳建筑大学稻田校园两项目分别获得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2005年度规划荣誉奖（ASLA Honor Award, Planning and Analysis）和设计荣誉奖（ASLA Design Honor Award）两项专业大奖而举行的。
IFLA（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主席来了，IFLA亚太地区主席也来了。他们给项目组的每一个成员颁发奖状。员工和学生们都在笑，都在鼓掌。
一天中，俞孔坚这时笑得最开心，尽管他的笑容总是挂在脸上的。
“您很看重名。”我对他说。
“名正才能言顺嘛。”他略带“狡猾”地回答。
在俞孔坚眼里，获奖的荣誉是一种认可，尤其是在国内备受争议的情况下，能得到国际权威专家的肯定很重要。毕竟，这门学科在国际上的发展要先进得多。
为了“名正”，他在《中国园林》上发表文章，提出要给“LA”（Landscape Architecture，景观设计学）正名，扩大原有园林设计的内涵，引来多位专家对他强烈反驳，其中大部分是他的老师和前辈。还有网友在论坛上对他“大扔石头”。
然而，他坚定地说：“尽管我非常尊重和爱戴他们，但我是对的。”
问及理由，他说他是站在巨人肩上的，包括那些批评他的专家门的肩膀上，所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不仅仅因为他是哈佛回来得中国第一个获得“设计学博士”，还因为他从社会和国际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从现实的角度去探讨，他有这份自信，认为自己站在学科的前沿。
就如同7年前他就提出对“大广场” 建造和城市化妆的批判，直到03、04年，中国政府才发文指示“不能建设大广场”。
他喜欢散步，却不自觉地会远远地走在前面，包括老婆，也常常被他撇在身后。他不认为这样会错失沿途的风景，“因为我看得比别人快”。
自卑，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到痕迹。
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个成功的人，因为“景观设计学”在中国的发展依然有限而且艰难。他希望能建起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院的教学大楼，希望学院的学生能达到五百人，而现在只有五十人。
曾与俞孔坚母校北京林业大学的一名学生交流，他说，他不知道真理是不是掌握在俞老师手中。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认为的真理，如同我以前采访过的一位建筑师所言：“每一个项目，总有人赞同，总有人反对，重要的是有人关注。”
是的，起码俞孔坚让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这比沉默要好。
晚上9点以后，俞孔坚开车送我回家。一路上，他依然在说着他的观点和理念：“你看，这大路这么亮堂，小路这么黑暗，多容易发生事故。这就是城市街道的边缘不好。”
“边缘”，也是“土人”一个重要的理念。
目送他的车离去，回想我一天的采访，印象最深的竟然是他的笑容，虽然他也慨叹自己孤独和辛苦，但他依然充满活力地去战斗，把每一个项目、每一次和别的专家的争论当作战斗。
幸好，他将要回去的家里，有一个和他在大学相识，一起赴美留学，并一起工作一起著书的妻子；不过在回家之前，另一段的工作还刚刚开始，他还要回在北大的办公室去看看他的学生们(俞孔坚曾说，学生是他希望)，并和他的并肩战斗了8年的同事研讨科研项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