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反规划”将是唯一的出路
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了这样一个世外桃源——桑竹良田，屋舍俨然，人们的一切取之于自然，又归还于自然。在这里，人和自然共为一体，处处透着和谐。而今，这样的桃花源早已难觅其踪，人们挥舞着工业时代膨胀起来的技术，将森林夷为平地，在上面堆满钢筋水泥；将流淌千年的河流截断，重新设计水流路线。人们粗暴地打造所谓现代化城市时，却糟蹋了地球上真实的桃花源。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平衡岌岌可危。人类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如何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的人地关系来度过这场危机？如何在城市保持发展的同时兼顾到生态的和谐？带着这些问题，本刊采访了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先生。
城市规划要将土地当成生命体对待
《新知客》：2006年6月，英国《新科学家》做了一篇报道，题目是《拯救自然世界最后的希望》，大意是人类应该将地球变成一个生态的乐园，而不能变成生态的黑洞。作为城市设计规划方面的专家，您也一直在为未来城市的生态和谐问题呼吁。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08年世界上将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这个数字对不同的人来说都有不同的意味。对您来说，就意味着要做更多的景观设计，要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感受到更多的自然气息，基于此，您的设计发展理念是怎样的呢？是主张无为而治，师法自然吗？
俞孔坚：我想，我的主要理念应该有两个：一个是生存的艺术，一个是“反规划”。
全球化和城市化，给景观设计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危机、精神信仰缺失，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承担起重建桃花源，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重任。景观设计不是园林艺术，也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它源于我们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生存艺术”，而这门艺术在中国和国外，长期以来都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当代的景观设计必须抛弃造园艺术虚伪和空洞的成分，重我们的祖辈曾经有过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过着诗一般生活的时代。无论是文艺作品、历史记载还是遗存的古迹，都让现代备受污染与拥挤之苦的城里人羡慕不已。未来城市理应如此。归真实的、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空间上，它必须通过设计和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
而“反规划”概念的提出，是在中国快速的城市进程和城市无序扩张背景下提出的，应该说在业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已经被多个城市的决策者以及有关政府主管部门认同。它是一种景观规划途径，本质上讲是一种强调通过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来进行城市空间规划的方法论。我们现在所做的城市规划都是以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为假设的发展建设规划，基本是把城市作为一个发展对象来对待的，那“反规划”就是要把大地当成一个生命的机体，城市是这个生命机体上的果实，城市是孩子，是胚胎，大地是母亲，总的来说，我们要维护大地母亲的健康，才会有城市的健康，才会有我们的健康。“反规划”就是要先做不建设规划，然后再做城市的建设规划。我认为，“反规划”将是中国城市和谐与健康发展的唯一出路。
《新知客》：您的话让我想起了盖亚（Gaia）理论，您对盖亚理论怎么看？
俞孔坚：盖亚理论把大地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机体来对待，这是非常正确的。从科学上讲，大地就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但我们现在做城市规划、城市建设都没有把大地当成一个生命体来对待，我讲课时经常用这比喻：我们（与土地相关的各个行政管理部门和规划师们）现在都是屠夫，或者是做菜的厨子，在把一个活生生的牛解体，然后做成几十种不同的菜。“反规划”讲的就是我们都应该做兽医，而不是做屠夫，兽医的概念就是系统地了解大地，而不是将它的各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生硬地拆开。
在恰当的地方建城市
《新知客》：您认为目前我们人类在城市发展中所犯的错误，最严重的是什么？
俞孔坚：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在伦理上、在价值观上的错误，比如说对待水。很多人认为水能发电就是好事，他们的价值观认为得到电就是好的。大地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生命，你就不会去做这个工作。古代人不会去做，尽管古代人比我们现代人思想落后，但他们的伦理是对的，他们把土地当成一个完整的生命有机体，而我们现在却把它当作一个可以肢解、可以分离的资源。
《新知客》：对水系统等自然系统的破坏，可不可以说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城市化加速了它，这是一个重大的触动的因素？
俞孔坚：对，但城市化加速只是外因，内因还是人们的价值观。要不要城市化，当然要。但城市化是不是就一定要把河道给渠化和硬化呢，是不是非要侵占湿地和河漫滩呢？城市的占地只要地球表面的5％不到，难道中国960万平方千米，就找不到安全的、对土地生命系统损害最小的5％的土地吗？很多城市规划的案例说明， 人们偏偏要在河漫滩建城市，在湿地中建城市。这就是在错误的地方干错误的事情， 景观规划是要在合适的地方做合适的事情，在不该建设的地方不建设，这就是生态规划的理念，是“反规划”的核心理念。
所以“反规划”就是要告诉人们，首先要考虑洪水，要为洪水松套，洪水要让它在大地上自由的行走，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而是最少的工程措施来保障洪水与人的和谐共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像农业时代，淹掉耕地就要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这个时代的承受能力很强，淹掉一些，就农业方面的损失是很小的，国家完全有能力补偿这些损失，完全可以将大量的水利工程款用以这样的、与洪水过程相适应的生态建设和。所以价值观应该改变，不是与洪水为敌，而是以洪水为友。现在的问题是通过河道的裁弯取直和拦河作坝，河道做得很窄，我们把洪水的能量给蓄积起来了，把它的破坏力强化了。尼罗河阿斯旺大坝当年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带来财富、带来丰收的伟大之举，但现在却被公认为是一个失败。尼罗河下游的土盐碱化，成了不毛之地。
湿地，溪流，未来城
《新知客》：我们看到的已经是这样失败的现状了。现在的很多专家学者都在从自己的领域想办法解决城市发展的问题，但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您觉得在未来最理想的情况下，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是应该导入自然的生命，把河流修进来，还是把野生动物种群引进来？
俞孔坚：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反规划”所建立的生态基础设施来综合解决，一是要保留区域和城市原有的水系统，河流湿地系统是不能动的，因为它是生命机体的肾脏；第二要保护和保留大地上的历史文化遗产性。这个遗产不仅是故宫、圆明园这样的官方文化遗产，还包括祖先的坟墓、祠堂、家宅，这些是和日常生活、家族信仰密切相关的乡土文化遗产；第三是要保护生物廊道；第四是人的游憩系统，我们可以做绿色的游憩，可以沿着廊道，河道骑自行车上班。
所以，未来理想城市应该是建立在生态基础设施网络上的城市，让溪流重新流到城市里来，让动物走进城市，让千百年来大地上的历史遗产持续地保存下来， 让人们能在一个连续的绿色网络中自由行走。正是这个生态基础设施网络，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态服务，包括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审美启智，自我调节旱涝，给人以精神寄托和归属感……
《新知客》：您去过这么多城市，有没有觉得哪个城市最接近您的理想？
俞孔坚：我认为现在所有的城市都不理想。当然欧洲有一些城市非常漂亮。中国稍微好点的，或者正在努力做的也有，比如说广东中山、浙江台州、河北秦皇岛等。其实一个城市就好比一个人，胖点瘦点都没有关系，但它的血脉不能被割断，喉管不能被割断。它的生命的关键系统不能破坏。
《新知客》：最小干预是您最推崇的一个理念，其实就是按照自然规律来建设。现在城市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交通，您认为如果按照自然规律来规划交通，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俞孔坚：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在19世纪末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他希望城市的外围包围着农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但后来这些都没有实现。
理想的交通模式还是要利用人本身，最简单是走路，要建立步行友好型的城市如果这个城市走路就能上班那是最好的，这是最低成本，最低技术，也是最健康的。第二就是建立完善的公共交通设施。平时走路，如果需要到远的地方可以选择轻轨等公共交通工具。还有就是骑自行车，在将来，应该是穷人才去开车，有钱人都选择走路、骑自行车等更为休闲和绿色的出行方式。
作者简介：俞孔坚，生于1963年，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曾任职于美国SWA集团。现任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首席设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