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之后，重谈人居环境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

　　曾经美丽灵秀的山川，曾经生机勃勃的城市，却在大地震后瞬间变成埋葬数以万计生命的坟场，汶川大地震再次告诉我们：景观也遍布杀机，人造城市亦充满恐怖。因而毫不夸张地说，城市、景观和建筑的规划设计是生存的艺术。

　　这种生存艺术也要在多个层面上展开。首先是相地选址，如何通过选址在宏观尺度上处理人的活动与地形地貌的和谐关系，使人们从一开始便远离灾难。中国传统的风水学积累的就是如何相地择基方面的常识。诸如城市和村落的选址要避免直接在大山脚下，应在所谓的“胎息”之地或在大体量山体的余脉和小山包上，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避免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掩埋危险的安全地带；又如，风水以乳突形的穴位为上佳之地，这同样有避免地震地质灾难之功能。其次是开放的空间系统，通过城市开放空间的规划和设计，在危险降临城市时，使居民仍有机会逃生。一个连续的、面积充裕的城市开放空间系统，在人流疏散和避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对于大城市尤其重要。都江堰广场等一系列开放空间在汶川地震中发挥的作用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后是在场地设计方面，场地的可达性、开放性、穿透性、无障碍设计以及和建筑物的关系，包括后院通道和出口，甚至种植方式，都使场地对身处其中的生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户外场所既可以是死亡陷阱，又可以是使生命逢凶化吉的地方。如汶川地震中，就有多起因场院围墙倒塌而使人毙命的悲剧。还要再提一点就是建筑结构的设计和工程质量，这在抗震中也至关重要。汶川地震造成的最大受害群体是学生，而根本的人为原因是建筑质量的低劣，这是中国建筑行业永远抹不去的耻辱。

　　像汶川大地震这样的恐怖景象存中国大地上曾经上演过无数次，史前的记录包括4000年前青海喇家遗址那所大房子里一族人的遗骨，就是明证；中国最早的文字和史书就有不少关于地震灾害的经验和记载，如<易经)的六个四卦中专门有<辰)卦(同<震)卦)；1556年的“关中大地震”使80万人死亡，被认为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夺去近25万人生命的唐山大地震距今仅仅32年。这些灾害经验在我们的生物与文化基因上都留下了宝贵的印记；然而，人类的生物避灾基因往往被深埋在现世文明的尘埃之厂，现代人的避灾本能甚至不如洞中的老鼠、林中的飞鸟和水中的游鱼。对前科学时代的先民来说，人的避灾本能往往借助图腾和禁忌，成功地进行日常行为，在灾难来临时能趋吉避凶，而最后甚至成为审美标准，在中国山水画中关于山的审美评价就有可观、可行、可游和可居之说，而以居为上。所谓可居，便是自然山川中的安全庇护所。中国古代的风水术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这种灾害经验的图腾和禁忌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景观审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个时代并不比使用易经和风水术的那个时代落后。当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包括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和空间分析技术，都赋予当代的人类比生物的本能、比前科学时代的风水先生，有更多的能力和智慧来选址规划城镇的景观和生态基础设施，和设计日常的户外活动场所。而今天的灾难根源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时代，但又不遵守必要的科学规范和原则，加上人口数量和密度的巨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其破坏力和杀伤力都会被放大。因此，当代中国在破除旧的经验图腾和禁忌的同时，必须建立新的科学“圈腾”和“禁忌”，那就是让科学的防灾避灾知识和法规成为人们日常行为所遵循的原则，成为人居环境设计和管理的自觉意识；必须时刻牢记城市景观、建筑规划和设计是生存的艺术；通过设计使我们的家园不但美丽、舒适，而且安全、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