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大——伸向苍穹却丧失根基

　　1、超大规模的北京 

　　北京城，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城，以其小巧蜿蜒的胡同及其两侧灰调单层的四合院而闻名，这些胡同和四合院建筑也衬托了气势恢弘的皇宫——紫禁城。然而放眼今天的北京城．这些特征几乎消失殆尽。城市和那些决定其特色的元素，几乎都已经被那些巨型和超巨型的建筑所吞噬。这些巨型建筑物被设计成自由矗立的“地标”。在城市各处随意地冒出来(图1)。 

图2

　　投资者在相互之间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地追求更壮丽辉煌、更新颖和更有视觉创新的设计。并且他们现在就需要!在市场压力的驱使下，他们扮演着指挥家的角色，组织着中国街道的建筑大狂欢(图2)。 

　　为了勾勒中国当代建筑的现状，我们可以借用1964年Bernhard Rudofsky的“土地破坏展览”的主题——“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然后转换一下措辞得出一个新名称——“不懂建筑的建筑师”。Rudofsky展现给我们的是乡土建筑和自然的平衡与协调，一种不是专业建筑师构建的建筑。在中国，我感觉到情形正好相反：受过专业教育的建筑师设计的构筑物不仅模糊了我们对建筑的概念，而且与周围环境和自然不协调。这种构筑物被Charles Jencks最确切地称为“快餐式建筑”。 

　　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指出建筑三要素是：坚固、实用、美观。前两者在中国建筑界似乎已不再被关注，其已经被简化为外形设计。浮华的设计和怪异的立面把普通的钢筋混凝土盒子包裹在里面。至于如何使建筑发挥功能、如何运行、如何维护、如何持续开发、如何影响城市的社会结构、将消耗多少能源以及它的存在将会对周边的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却很少被顾及，这些问题在如今高速进行的规划过程中很容易被忽略。 

　　由于时间的匮乏。建筑物的暂时性和周边环境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场所精神就可能并且已经在规划过程中被忽略。然而现在规划的态度是站在对传统中国城市的理解和规划原则的鲜明对立面上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传统城市不强调个体，同时也不注重纪念碑式的单体建筑，而是强调建筑群和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 

　　现今，人们已不再受到要结合地方文化和文脉的束缚，仅仅关注创造“美”，无论这一术语到底代表什么，世界各地的建筑家、设计师都能参与塑造中国的超级城市。由于建筑的规模，对都市环境的否定、单一的建筑风格及建筑方案的跨国设计，北京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中国城市的身份。我们不得不承认，北京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城市，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一个明显地用无身份来定义它的新身份的城市。 

　　2、多大才算大 

　　经过以上概述，现在我将转入对“超大规模”现象的专门分析。在我调查某些“超大规模”现象所带来的问题及中国这类项目建筑的根源所在之前，我将首先例证我们所探讨的是何种尺度。列数字是一种方法，例如我们说一个建筑物长300米、高400米，或者说天安门广场占地面积44万平方米，但是理性的数字并不能让我们准确感受到建筑物的实际大小。有时候使用不太科学的比较方法也许会比较有用。为了使这种“尺度的跳跃”形象化，我可以将一个地方建设放到德国城镇的城市环境中去比较。在北京，特别是沿东西主轴线，长40千米、宽120米的长安街确实可以被称做超大。比如将东方广场投射其中，尽管东方广场建筑面积多达85万平方米，纳入世界最大的单体建筑综合体之列，但是若放在北京城的地域环境中，从马路对面望去，我们仍然不会觉得它巨大或惊人。

图4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把东方广场放到像卡尔斯鲁厄(Kar，sruhe)这样的欧洲中等城市，我们会发现，这个建筑综合体实际上可以涵盖掉整个城市的中心市区面积(图3、图4)。只有在这种奇异的对比中，我们才能感觉到此类建筑物的巨大尺度及其内在的霸气。因为这种尺度上的全面转换，建筑师和规划师，甚至从“小规模”欧洲来的建筑师，在眨眼工夫就设计出中国如此超大规模的项目的时候都很少或没有犹豫过。 

图5

　　除展现尺度的跳跃以外，超大规模建筑还以其内部综合的高度功能多样性为特征，他们结合了办公室、公寓、餐厅、诊所、幼儿园以及咖啡厅等功能，最主要的是他们成为公共空间的特征，而这一般被视为城市的而不是建筑物的核心要素。就其内部功能的多样性来看，他们可被看作是垂直方向的城市部分，是城市实体和独立的城市空间(图5)。但是和城市中主要沿水平方向组织的部分不同，超大规模建筑物首先考虑的是垂直空间的组织。这就引发了主要由超大规模建筑物组成的城市的典型问题。城市各部分不仅要与城市中心联系，而且还要有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然而超大规模建筑物通常仅能由一层进入，于是这些超大规模建筑物就成了与城市联系最少的孤立体。为了克服日益显著的中国城市空间破碎化问题，我们应该考虑在超大规模建筑物内首层以上设立联系通道。 

　　3、破碎的城市 

　　最近，美国建筑师斯蒂文·霍尔(5teven Holl)在其项目——北京环状混合建筑物的设计中试图处理中国城市越来越破碎化的问题(图6)。一个容纳公共设施的环形体，在第二十层楼连接了八个塔楼。尽管我们要接受他阐述的一类城市公共空间的观点，即一个综合体内部的城市范围，一个北京很大程度上缺少的要素。可是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到底是真的在解决问题还是仅仅将问题转换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八个塔楼，通过环形连接组成城中之城，又是一个设计得与城市环境不相融合的超大规模建筑物。由此来看，该设计还是停留在象征意义上，指出了问题，却没有试着解决。 

图6

　　就此我们可以得出，没有能有效解决城市破碎化的建筑学途径，甚至连有效的反对也没有，因为建筑师仅仅能够在他可实际操作的场地内设计建筑。另外，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在规划城市和设计建筑的实际操作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当微弱，与库哈斯(Koolhaas)有争议的表述——中国建筑师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和最有能力的建筑师”相去甚远。尽管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中国规划师和建筑师所起的作用确实大大增加，可是我们却不能天真地赞同库哈斯的观点，从而庆祝中国规划师的强大能力。因为库哈斯主要是以单位时间内单个规划师所设计的平方米总量作为主要指标来评价。但是这种指标不仅不能评价规划师的专业技能，甚而还贬低了他。在很多方面，中国的规划师就像一架机器，他们不得不做出多个方案，提交给规划领域的非专业人士，也就是经常不关心功能和生态质量的投资者和政府官员，由他们筛选方案，作出抉择。为了处理日趋严重的城市破碎化问题和所有对城市环境的不利影响，我们更应该关注地方规章和政策。 

　　4、中国城市破碎化的根本原因 

　　为减少快速城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为减少城市用地中建筑物及道路的占地面积，每项规划都必须保留用地面积的30%作为绿地。为了避免与日照方面的规范产生矛盾，超大规模建筑物通常坐落在基地的中心位置，四周有微型的绿化带环绕。然而，由于绿化带形状狭长并沿路分布，这种绿地就无任何质量可言。因此，这些超大规模建筑物之间的公共空间其实就像不明确的空地，是一块除了闲置外没有任何意义的死区(图7)。

图8

　　与之对照．如果规范不再要求保留用地面积30％的绿地，而是在允许有更大的建筑覆盖率的同时保留出面积总和相当于用地面积30％的集中土地来建造公园，那么就会有更多好处了(图8)：第一，整合起来的绿地可以作为建筑物周边人群休闲放松的场所。第二，通过公共“邻里公园”的建立，某种地域身份意识就会在居民间建立起来。第三，如果高层的超大规模建筑物将来更加地集聚，就可以在内部建立城市公共空间。更密集的布局可以使高层建筑物的空中联系不再那么复杂，这样超大规模建筑物外轮廓的孤立感将得到改善。紧接着，高层建筑物的集聚可以提高城市的视觉定位。第四，如果高层的超大规模建筑物可以集聚起来，建筑物间的步行路程将会缩短。公共交通就可以组织得更便捷有效。例如，如果多数建筑距地铁的距离都在步行范围内，公共交通自然会流行起来。那么需要依赖私家车来获取便利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如果减少了城市中心区的私家车流量，那么建设过分的超宽路道的需求也将过时了。减少路面宽度显然有很多好处，如降低了城市内车道的覆盖面积，减少了建造和维护车道费用。在中国，现在后一项看来通常都被忽视了。此外，美国景观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早在1 911年就已初步指出，马路的宽度与城市用地的价格息息相关。道路多占一点用地，建筑用地就少一点，因此土地价格就会上涨。以此推论。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其社会影响——如果城市中心区地价飙升，经济不富裕的家庭就将因付不起昂贵的房费而被迫搬到边远的地区。而这本身又产生了额外的交通量。 

　　如我们所见，日益加剧的城市破碎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初衷良好的法规引起的，因此这就不能被看作是仅仅关于美学的问题。各个机构的所有规划师都应集中关注和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这样的概念轮廓目前看来可能有点过于乐观，但是在中国的中产阶级逐渐积累资金、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刻，作为规划师，我们不能灰心丧气，疏忽我们在规划中的重要职责，即制定一项长期战略，尽可能确保城市未来能良好地运转，并且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坚决不破坏环境。 

　　5、中国城市的破碎化——种文化特征 

　　关于这一点，我不得不涉及到更复杂的层面。一些学者指出，备受西方学者批判的中国城市破碎化是不足为据的。因为中国城市在其历史进程中对待公共开放空间的态度与国外是截然不同的，它不同于欧洲城镇以开放的公共的教堂。集市、广场的特点，公共空间供市民集聚。过去传统的中国城市不太重视开放的公共空间的建设。就本质来说，帝王时代的中国城市是统治和各种仪式的中心。古代城市居民仅仅是臣民，有时还不是自愿定居城市，而是被迫迁移到此服役的，比如帝国的宫廷，城市组织得等级严密。最后中国城市就演变成了围合墙的混合体。到了晚唐时期，甚至集市。“胡同”——现在开始逐渐消失的小巷，也被墙围绕起来，晚上实行所谓”宵禁”。从这点讲，城市的破碎化以及对公共空间的否定，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传统城市的本质特征。 

　　然而，中国古代的文化体系和与其密不可分的古典城市观念在1 911年后消失殆尽。从那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以及中国城市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认为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否定及现代中国城市的破碎化是一种文化特征，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知性地论证传统城市单一要素的保护，同时忽视它依靠的整个基础，这既是对古代文化及城市的不公平，也是对现代城市居民的不公平。 

　　6、超大规模带来的问题和风险 

　　除了日益加剧的城市破碎化，超大规模建筑物还引发了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代的中国，数量实际上是质量的保证。大规模的工程被当做是“值得信赖的”实力的象征，因为它不仅拥有财政保障可以实现项目，而且还拥有必需的社会及政治“关系”。然而，超大规模项目的发展给城市带来了难以承受的风险。如果项目不能在动荡的市场中摆正位置，或者投资者高估了自己的经济实力，那么城市将不幸遭遇另一种“超大规模的破坏”，更加撕裂城市结构。驱车穿越北京城，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惨痛的教训。一次失败的工程会导致建筑材料。土地、能源和资源的大规模浪费。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恰恰在这些方面稀缺至极。 

　　然而超大规模项目所带来的立即或完全的失败并不是我们唯一的担心。就像简·雅各布斯早在1 961年指出的那样：“一次性构建的极大建筑群、单个超大规模建筑或超大的住宅区，难以适应商业中兴盛的多样化及收入人群的多样化．难以改造和与时俱进。”雅各布斯写道：“如果一个城区仅存在新的建筑，那么其中的企业就将自动地局限于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的建筑中。”一种“高收益、中收益、低收益、无收益企业的混合”对一个地区的长期发展和自我更新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跟随着大企业，年轻的小型私人企业才能建立并获得发展动力。 

　　如果失去了这种多样性，等到曾经崭新豪华的大规模建筑物一旦老化并开始破损，大的公司企业就会搬迁，空置下来的办公场所既不是针对小公司设计的，也不适合它们搬进来使用。一旦大公司走了，顾客尾随其后。这意味着，在这样一个逐渐恶化的超大规模建筑里开一个夫妻便利店或街角小店是不可能的。 

　　相似的问题在超大住宅区内屡见不鲜。一旦建筑物有老化的迹象，经济富裕者就开始搬离此地，而身后留下的是无钱搬走的人，而这加剧了城市内的社会分化。雅各布斯总结道：“原则上，一次性完成的邻里单元，事实上多年后不会有什么改变，但这种邻里单元在自我更新、自我激活。自我维护上表现得出奇的无能，而且不在新生代人的选择范围内。它是没有生命的。实际上这种建筑物一诞生就死了，只是人们总是要等到它的尸体发出腐烂的味道时才意识到这点。多次整修失败后，人们最终作出决定，要拆除整栋建筑，于是一个新的循环又开始了，新的尸体被矗立起来，虽然它还没有发腐，但却跟死了一样，同样不具备有机生命体应有的过程：持续调整，适应和转变。” 

　　雅各布斯所提出的这种恶性循环完全适合中国目前的发展。在过去的20年，小规模的旧的建筑物不断地被推倒，随之拔起的是新的巨大的建筑综合体，从长期来看，这些新的巨大的建筑群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自身原有的破坏性。我们必须意识到，大规模建筑群的预期使用寿命通常是短于新旧建筑物高度混合区建筑物的预期使用寿命的。目前，北京住宅建筑物的平均预期使用寿命短于50年。除了旧式的庭院式建筑，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是80年代建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大规模混合居住区已经被翻新成为新一轮的超级建筑。 

　　然而，一些学者可能这样辨析道，在古代，中国人并不在意建筑的持久性，而是更钟情于持续的“更新能力”。于是，今天建筑物的预期使用周期的缩短最终可以在看待建筑物物理特征的历史性观点中找到论据。但是，我必须重申，古代环境与当代环境是大相径庭的。在古代，人们主要使用木材、砖瓦及土坯来建造房屋，而今天我们所用的建筑材料却是混凝土和钢材，在短短的时间内拆除这样的建筑物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就此而言，我们不能不质疑建设这种潜在缩短建筑物使用周期的超大规模工程的合理性。 

　　7、现在中国为何如此热衷于超大规模 

　　现在我们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目前中国如此热衷于超大规模呢?首先，看似合理的理由是，考虑到中国自身庞大的人口，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增长的空前速度与规模。第二，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耕地稀缺，大约2／3的陆地面积被沙漠。山地及不适宜耕种的土地覆盖，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由于土地资源的严重匮乏，中国的城市空间不得不向竖向扩张。但是，就像我们之前指出的那样，高层建筑物自身并不能确保土地的有效利用。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找出另一个理由：中国正在努力向世界新领袖的阶段迈进。就像20世纪早期的美国，一边准备着粉墨登场，一边通过主要集中于象征性和纪念性的规划途径来努力实现彼得·霍尔(Peter Hall)所谓的“战胜集体主义自卑情结和推进商业发展”。目前的中国深受这种“城市化妆运动”的影响。中国今天的建筑师。设计师、投资者及政治家似乎都受到了“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之父丹尼尔·布姆汉姆(DanieIBurnham)的话的启发与引导。他在1 909年写道：“我们不要小方案。他们没有令人血液沸腾的魔力(……)我们需要的是大方案(……)“布姆汉姆的教条随后被欧洲的殖民者采用，来宣扬他们在殖民地臣民之上的至高地位。彼得·霍尔写道：“尽管这些建筑物的外部表现有普遍性或有一些限制条件和例外，但是它们都致力于歌功颂德、肤浅浮华，将建筑物视为权力的象征，相应的，几乎完全没有关注规划的社会目的。” 

图9

　　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规划，确实缺少对建筑物功能、社会及生态方面的考虑，只注重其代表性特征。如竣工于1 997年的大连某广场工程，占地11万平方米，相当于160个足球场地，是北京天安门广场面积的2．5倍，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实际上除去惊人的效果外毫无意义(图9)。 

　　我相信中国政府一定清楚地认识到超大规模所带来的负面经济和生态影响。为防止过多的资源浪费，中国政府已经采取多种措施精简此类工程的规模，减缓其进程。但这依然应该是被持续关注的焦点。 

　　8、超大规模：希望的象征 

　　除了意味着特大的风险和特大的资源消耗外，超大规模有着一种典型的正面影响。超大规模象征着积极精神，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家繁荣富裕、最终人人都能分享国家新增财富的视觉保证。如此来看，超大规模是希望的象征，而且在维护未来发展的基础——社会稳定中至关重要。 

　　总而言之，超大规模是一个靠单一行业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跨学科的解决途径。建筑师、景观和城市规划师，还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投资商以及政府官员需要共同制定一个长期战略，以此来确保中国未来的城市不会丧失其站立的根基。

　　作者简介：马特·斯鲁格(Malte Selugga)，德国，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德国KARLSRUHE大学建筑学博士。

　　此文为2006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德景观规划高层学术研讨会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