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家园的精神空间

文献来源：俞孔坚. 重建家园的精神空间[J]. 新建筑, 2008(4):3.

自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在第一时间的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后，科学、理性地灾后重建已成为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6月初，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成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草案）》。随着工作的深入和与灾区民众的广泛接触，我们却发现，地震造成的破坏不仅仅是物质家园的丧失，更重要的是精神家园的丧失。这种精神家园的丧失体现在人们精神世界的参照系的破坏，包括人相对于自然的坐标系统的破坏、人相对于社会的坐标系统的破坏、人相对于信仰体系（“神”）的坐标系统的破坏，表现为安全感、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丧失。城镇基础设施、村镇建筑等物质家园的建设相对来说是较为容易、并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而更为艰巨和长远的任务是如何建设一个精神家园，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而非狭义的房子和物质意义上的家园。

一个精神的家园是充满诗意地在大地上的栖居。怎么样的环境、怎么样的居住是人感到充满诗意的栖居？哲学家海德格尔把做诗的本质理解为人在大地上的栖居，栖居的本质也就是做诗的本质，“做诗首先把人带上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因此，栖居的过程是认同于脚下的土地，归属于大地，并在天地中定位的过程。栖居使人成其为人，使大地成为大地，使人的生活具有意义。这样的栖居本身具有诗意（Heidegger，1971）。这种诗意的栖居称作“天地—人—神”的和谐，是我们说的真正的家，而非房子。要达到这种状态，两个方面是最根本的：

其一是定位。栖居者在“天地—人—神”中定位，是要在大地中、在天地之间、在宇宙之间、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在人与神的信仰体系中，找到一个具体人的位置，找到栖居者的安身立命之地。定位使人在恐怖的自然中找到自己的方位，获得安全感；

其二是认同与归属，认同人居住的大自然，认同人居住的社区，认同于人心中的那个神灵。

四川地震破坏严重的地区是具有丰富精神生活的藏羌民族地区，这里精神家园在某种程度上比物质家园更重要。地震带来的精神家园毁坏体现在每一个个体生命在“天地—人—神”坐标系统中的迷失。所以，重建精神家园意味重建“天地—人—神”参照系统，并使每个个体重新获得精神坐标，重获安全感、归属感和认同感（表1）。

2在“天地—人—神”关系中的定位

第一种定位是人在天地间的定位。千百年来，生与死的生存经验，使人类学会在大地中选择一块地方，并演绎为乡土文化和乡土景观。他抬头所见的星星和山峰是永恒的方位指示，房后的风水树、房前的溪流是伴随人生成长的坐标。整个中国大地，从国之首都，到各个州府衙门，都知道自己的村镇、自己的家族来源于茫茫昆仑的一个分支，来源于黄河或长江的某个支流，总之，来源于某个可以倚靠和藉之以定位的地方。这就是人要在天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要跟天地、要跟山水、要跟大自然的过程、跟自然的结构有一种生命的联系。这就是生命之树，人只是这个大地生命之树上的一片叶子，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果实。这种人与天地的关系，在地震最严重的藏羌地区，原本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强烈的地震导致山川毁容，而异地安置，满目山川生疏，自然的坐标消失了，人因此迷失。所以在灾后重建规划时，如何使村镇与山川大地建立起一种空间上的定位联系，是重获精神家园的一个基本条件。乡土景观的保护和修复是重获精神家园的有效途径。

第二种定位是每一个人在社会中、在一个社区中的定位。在藏羌地区，村镇社区充满意义、充满温情、充满诗意。每个村民知道和自己一起打水的人都是怎样的；他熟悉村里的每一个人，他的家庭三代同堂，每个人都可以在社区中、在家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知道姓氏传承到他已经是第几代，而且知道此前是谁，此后又将是谁，通过这种联系，形成了一个家族、一个社区的一种紧密关系。如今，亲人离世，邻居远去，在社区与社会的坐标中，他失去了方位，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如果在重建的社区中，他不知道他楼上住的是谁，他隔壁住的是谁，不知道在这个社区里头他扮演什么角色，他便在社会中失去了自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在一个社区里如果他自己找不到自己的话，那他居住在这儿也是茫然的，由此而带来的便是诸如自杀这样在未来世界寻求定位的行为。所以，重建和发展家庭、家族和社区的草根关系，是实现重建精神家园的一个基本条件。

第三种定位是人与神的关系的定位。对于受灾的藏羌地区山地居民来说，每一寸土地都是有“神灵”的，这种神灵本质上是人对于土地的依赖与寄托。在大地上择居的人们，知道自己所归属的神灵是谁——他们房后那片山、那丛树，屋前的流水，甚至水中的游鱼和天上的飞鸟。他们可以将一堆刻上经文的石头（玛尼堆）奉为神灵，知道自己是跟神灵居住在一起的，土地和生命之神时刻守卫着他们的现在和未来，他们在神灵的荫庇下生活。这就使他的住所有了含义。强烈的地震使曾经神圣的山川、树木、鸟兽面目全非，昔日保佑自己的神灵不复存在，神既离去，人便因此失去了自我。尼采说：“上帝死了，人也将死去。”所以，重建和发展人与当地之神灵的关系，重建草根信仰，是实现和谐精神家园的又一个基本条件。

3在“天地—人—神”关系中的认同和归属感

使栖居具有意义，人必须认同和归属于自然、认同和归属于社会、认同并归属于某种“神”。一个缺乏“天地—人—神”认同与归属的人，便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流浪者。地震使数以百万的人成为精神的流浪者。

第一，认同于自然。山地民族，特别是在藏羌地区，人认同并归属于自然也就是认同于自然的水、认同于自然的山、认同于自然的植物、认同于自然的动物。先民驯化牛马，用生物力来耕作、负重，实际上就是对自然界生物的认同；用山上的木头、河谷中的石头来构筑融于自然景观的房子，是对自然材料的认同；选择合适的地方安居，顺应自然的水与风，是对自然过程和格局的认同。认同是人及其家园融于自然，这便体现为乡土文化，即文化景观、民族特色。所以，灾后重建应该尊重乡土文化、民族文化，包括乡土材料的利用，使栖居者感到这是他的家。这种认同还包括主动地与自然过程和格局的交流，包括亲手建造居所、亲手搭建桥梁。因此，灾后重建不应该是外来人建好房子、村镇给当地人居住，那只能使当地人远离他的“地方”、他的场所，远离地方上的土地和自然过程，不可能建立起认同与归属的关系。重建应该是当地人的重建和能动的“栖居”过程。援建不应该变成为包办。

第二，认同于社会。住在一个村庄里或是城市中的一个大院子里头，他认同于居住在一起的那群人。当他走出这个社区的时候，他的语言、他的行为、他的所有表现实际上带着他的那群人、带着他的社区、带着他的祖祖辈辈的音容笑貌和习惯。他周围邻居的所有习惯和信息都会体现在他的身上。因为他认同于他的祖先、认同于他的父母、认同于他周围的邻居和同伴。这就使人融于社区、融于社会，这就使世代的生活具有意义。因此，重建新家园，本质上是重建和谐的社区，让每个人都与社会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而不能使之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第三，认同并归属于“神”。这个神灵可能是土地爷、灶王爷，也可能是门前的玛尼堆、一潭圣泉、一座圣山。那是心灵的归属。藏羌地区是一个有故事而令人敬畏的地方。作为规划设计师，我们可以是信仰科学的无神论者，但同时不必忌讳，也不应该讳言我们所服务的人们需要“神”的事实，特别是对地震破坏最严重的藏羌地区的人民。任何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和个体，都会面临关于生命和生活意义的危机。这种“神”可以是无神论之信仰。但对于一个山地民族来说，这种神可以是某种一神教的神，也可以是祖宗之神，也可以是地方之神，更可能是土地之神、大山之神、大树之神。不管我们每个人带有什么样的信仰，我们都不应该不尊重别人的信仰，更何况是深受自然灾难蹂躏的个体和群体的信仰。所以，重建精神家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重建灾区人民的草根信仰体系，尊重他们的信仰，不失时机地让“神”去感化和慰藉受创伤的灵魂。认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文明的西方，灾难面前，第一个到现场且最后一个离开现场的援救者常常是牧师。

汶川地震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但我们却看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场景，这是值得庆幸的！这要感谢中国社会过去30年的物质文明的建设。同时，我们也看到，正是过去30年的快餐式的村镇建设，埋葬了数万生灵，这是中国建筑史上永远不可抹去的耻辱。该告别一个只有“量”而没有“质”的时代了。而这个“质”远不是房屋的坚固性，还在于栖居的内在含义。我们期望的是在这快速的灾后重建过后，我们的人民不但可以逃避强烈的自然地震，更能在精神的地震中逃生，而这同样是设计师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