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文化遗产区域保护的生态基础设施途径

文献来源：俞孔坚, 李博, 李迪华. 自然与文化遗产区域保护的生态基础设施途径——以福建武夷山为例[J]. 城市规划, 2008(10):88-91.

1引言

世界遗产保护运动正呈现区域化整体保护的趋势。首先，遗产内涵和保护范围不断扩大，新增加的文化景观、历史城镇、遗产运河、文化线路等遗产类型需要在景观或区域尺度上进行保护[1]。其次，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衡量标准已经统一为真实完整的突出普遍价值，并且在区域尺度上有相互融合的趋势 [2]。大尺度遗产的保护目标和方法向多元化发展，传统的封闭保护方法难以应对遗产区域内复杂的人文和生态问题，急需在多学科理论的指导下，探讨区域尺度的遗产保护和整体发展途径。

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遗产区域的保护和发展。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PS）在绿道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国家遗产廊道和遗产区域的综合保护方法 [3]。欧洲国家在2000年通过欧洲景观公约，将景观作为文化、自然遗产多样性的体现和人们生活空间特性的基础，进行整体规划管理[4]。我国相继开展了偏重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名城、大遗址、线性文化遗产和偏重自然遗产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我国注重这些遗产地内的遗产保护，对于遗产地和周围区域共同组成的景观整体，往往缺乏系统的保护架构[5]。本文以福建武夷山为例，运用遗产保护和景观生态学理论来探讨我国遗产区域的整体保护途径。

2规划区域和方法

2.1 规划区域

武夷山市位于福建省北部山区，市域面积2800 km2，下辖十个乡镇。境内的武夷山遗产地位于武夷山脉北段，总面积约70 km2，1999年作为自然和文化双遗产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武夷山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武夷山的“架壑船棺”和汉代闽越王城遗址等，是消逝三千多年的古文明和古文化的独特实物见证；②这里是新儒家学派的发源地，其创始人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此生活四十多年，留下众多的遗址；③武夷山自然风光优美，九曲溪风景区更具独特的美学品质；④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内保存着最典型最完整的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系统，生物资源极为丰富，许多物种为中国特有[6]。

为保护以上遗产价值，武夷山市采取了诸多措施严格控制保护区开发，遗产地管理成效斐然。但是受保护范围和方法的局限，武夷山的遗产保护还存在如下问题。首先是风景区周边的土地开发导致景观破碎化程度增加，景观多样性下降[7]。其次是旅游活动集中在核心景区，其内的遗产承受超负荷的旅游开发，而其外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却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管理。最后，集中于风景区和度假区的旅游经济对老城区和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小，城乡差距和新老城区差距日渐扩大。在此背景下，政府为保护遗产在风景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也因多方利益冲突而难以执行[8]。这些问题说明，仅仅针对70 km2的遗产核心地区进行静态的封闭保护已经难以适应城乡统筹发展和真实与完整的遗产保护要求。

2.2.1规划目标：遗产区域的整体保护

列入世界遗产地保护范围的遗产和周围的土地以及土地上承载的景观类型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需要将其作为遗产区域进行保护。这种保护的目的不仅是确保遗产地内的文物古迹和自然生境得以存留下来，而且要建立遗产地与整个区域的景观功能的联系，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为体验真实而完整的遗产内涵创造机会，同时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引导城市建设。

2.2.2规划方法：构建生态基础设施

如同城镇土地开发要先建设市政基础设施，遗产区域的整体保护也要优先构建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简称EI）包含一切能提供自然服务的自然保护地、林业及农业系统、城市绿地系统、水系以及与之交融的文化遗产和生态游憩系统等，需要作为非建设用地严格保护[9]。景观安全格局（Security pattern，简称SP）是判别和建立生态基础设施的一种途径，它通过景观过程的分析和模拟，来判别对这些过程的健康与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的景观格局[10,11]。这种方法已经被应用于遗产廊道保护、自然保护区规划和生态规划等领域[12,13]。

根据以上研究理论和武夷山遗产区域的实际情况，我们首先分析自然、生物和人文过程，判别生物保护、防洪、视觉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和游憩体验五大景观安全格局，叠加后获得武夷山市域的生态基础设施总体格局。然后在生态基础设施的空间框架内引导城市发展，实现武夷山遗产区域的整体保护。具体研究过程参照表述、过程、评价、改变、影响和决策六步骤模式[14]，其中前四个步骤为构建生态基础设施的过程，后两者是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和判断。在构建区域生态基础设施总体格局以后，还需要从中观和微观两个尺度进行生态基础设施的控制性规划和修建性设计，使得区域生态基础设施框架可以层层落实和逐步实施。（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