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景观之路

文献来源：俞孔坚.城市景观之路[J].中国环境设计年鉴（2009):373－375.

关于“城市景观之路———通向生态与人文理想”，我讲两个方面的理想, 一个是人文的, 即到底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人文城市, 第二个是生态的，即怎样建设一个生态城市。

危机意识与复兴

解放前有一本漫画叫做《三毛流浪记》。写的是当年三毛离开农村, 向往城市———大上海。三毛向往城市里什么呢? 有米饭吃, 有好生活过。但他真正到了上海以后, 发现这个城市原来是这么的乱, 比他想象的要差得多: 警察到处抓人, 不但吃不饱肚子，还经常有皮肉和精神之苦。这是《三毛流浪记》所描绘的当时对城市的憧憬以及城市的现实。而现在正是大量的人经历了类似三毛的经历。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 涌入城市, 但他们所向往的这个城市会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看到。我前不久到杭州去讲课, 在飞机下降时, 从1000米左右高空看到的杭州湾, 整个杭州湾的景象是这块土地几乎没有一寸是完整的。杭州湾是这样, 长江三角洲是这样, 珠江三角洲是这样。我为什么特别举这个例子？因为这是天堂,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嘛, 可是连“天堂”都这样, 何况其他城市? 很多人没有顾及这些, 也不去管大地上发生了什么, 谁也不从10000米、1000米高空看看大视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今天讲复兴与危机边缘上的中国, 中国当代城市的大视野, 就想从这个问题切入。中国是一个正处在边缘上的大国, 这个边缘指的是传统与现代化的边缘, 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边缘,是一个蓬勃发展而又充满危机的时代。“危机”两个字在中文中意味着危险和机遇同在。我们要看到危机的存在, 然后认识怎么来复兴。没有危机意识, 就不可能有复兴。复兴来源于危机, 这是总结历史而来的。关于危机和复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 世界上到目前为止, 有过两次文艺复兴, 一个是本来意义上的欧洲的文艺复兴, 发生在15世纪到17世纪, 来源于当时的黑死病的危机、黑死病的恐怖。由于这个危机从而使人类摆脱了宗教的蒙昧, 开始走向科学, 开始寻找人性, 寻找科学。另一次文艺复兴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美国。美国当时受到的危机是来自德国战争武器的威胁, 来自与纳粹和法西斯的战争危险和后来苏联的冷战威胁, 这时候包括核威胁。由于这样的危机意识，导致了美国人发明了这么多高科技，包括从雷达开始，一直到后来的电脑和网络技术，导致信息时代的到来。所以这第二次文艺复兴也源于危机，这种危机是国家和生命的安全危机。

中国的复兴可以认为是第三次文艺复兴，好多人有这种说法，包括胡适当年就开始说中国的文艺复兴要到来了。现在我认为是真正的将要到来了，但它必须有的前提是中国人意识到了中国当代面临的两大危机，如果认识到了，它就可以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三次文艺复兴，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意味着中国的大国时代、平民时代和自由时代的到来。那么，这两大危机是什么呢？

两大危机：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

与中国城市有关的第一大危机是当代中国民族身份的危机。我们到底是谁。第二个就是人地关系的危机，就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球上继续呆下去。

民族身份危机

首先我讲一下民族身份，所谓的民族身份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中华民族与文化“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与特性。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民族身份是形成国家、现代化民主政治过程的政治资源，表现在国家的核心情感和象征上。从文化景观和人文地理学意义上说，它是指一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地理特征，即认定自己属于某一个地方。城市和景观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身份证，也就是说，我们盖的每一栋楼实际上就象征了、代表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现在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出现了身份危机。象征我们自己和民族身份的城市被化妆了。看看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景观能够代表我们身份的话，那么，我们是如何在滥用“景观化妆品”来伪装我们的身份的？

第一种城市景观的化妆品：古典的西方帝国。曾经是多么辉煌的罗马柱、浴池和斗兽场，而今已成废墟，后来欧洲人又重新发现了罗马，然后用当时的罗马的建筑语言，罗马的柱廊，罗马的广场来营造欧洲。于是就有了类似我们经常去参观的圣彼得广场这样的欧洲巴洛克景观。这个圣彼得广场就是最早的一个巴洛克广场，君主和教皇的巴洛克风格。当时罗马统治了整个地中海盆地，包括几乎整个欧洲，还有非洲和亚洲的一部分，掠夺了大量的资源，集中在它手里，然后供少数人来消费。它的城市确实是宏伟巨大，但它的背后是什么呢？背后就是肆无忌惮的财富掠夺和造就无数的奴隶。后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用同样的巴洛克语言，建了凡尔赛宫。然而，这个辉煌宫殿同样是路易十四靠侵略和掠夺欧洲邻国财富建立的。这就是我说的古典帝国，古典西方帝国城市景观的历史。它留给我们的形式确实是宏伟的、巨大的，让人激动的、震撼人心的。但是它的背后，却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恰恰是这个恶魔，在当代开始潜入中国。广东某地有一个广场，恰恰就是圣彼得广场的翻版：高大的罗马柱廊，围合一个巨大尺度的城市广场，全都是西方古典君主的语言。但人呢，一个每平方公里一万人的高密度城市，何以在这近半个平方公里的广场上空无一人？尽管这个广场叫“人民广场”，但它不是为人民修建的。它是一种政绩与权力的展示和摆设。而这样的城市能给我们彰显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这是一种古典西方帝国的身份。

第二种城市景观化妆品：封建的中国古典。前几年，北京曾经兴起“夺回古都风貌”的运动，结果所有的房子都要盖上大屋顶，所以你看到长安街上好多房子都有大屋顶，认为这便是代表中国的。那实际上是把自己认同于封建的中国古典。那是中国的过去，那是封建的中国古典。它们都不是当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身份证。但我们恰恰现在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古典的、封建的中国拿来装点我们的城市。 

第三种城市景观化妆品：现代西方帝国。我批判了半天，又批判中国的古典，又批判西方的古典，那有人就说我们来个现代的。但是我要说，有一些城市建筑看上去很现代，但如果我们用民主的、科学的精神去衡量，它未必具有现代性。也就是说，它只模仿了西方的形式，并没有西方现代的精神。 

有人问我长安街上哪些建筑好，哪些建筑坏，实际上那都是这个身份问题没有解决，我们都是在追求某种奇异的东西，在标榜某种向往的身份，结果导致了我们失去真实的身份。 

人地关系危机 

第二大危机就是人地关系的危机，这也是中国当代面临的最大危机。只要你到高空去看看，你就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土地上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第一个景象，放弃祖宗的荫护。在乡下的一个村寨前面，几个老农正在从他们的祖坟上面挖掉一棵古树，古樟树。因为村头有大树倒卖商正在那等着，他要出６０元钱买这棵树，倒卖到城里去。于是，村民便连祖坟都不要了，连祖宗的荫护都不要了。挖掉这棵树的同时，他挖掉了整个生态系统，树上的乌鸦窝没了，树上的喜鹊窝没有了，树底下的蚯蚓没有了，黄鼠狼没有了栖息之地。同时，水土流失又染黄了这条本来是清澈的河流。城市正在“掠夺”我们的农村。这种景象带来的灾难是史无前例的。你可以看到城市里头好像一夜之间绿化美化起来了，好像都种上了大树。但是它背后的山川河流却都污染了，都变成黄的了，它们的郊野乡村再也没有了诗意。 

第二个景象，哭泣的母亲河。南方的河和北方的河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可是它们都在哭泣。哭泣什么？可以看到，大江南北没有一条河流是完整的了，没有一条河流是自然的了。原来是杂草丛生、茂密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河流现在就变成了虚假的河道。你到长江去看看，到钱塘江去看看，２０米高的水泥防洪堤岸，哪有诗情画意啊？应该用新的生态的方式、新的土地系统的理念来对待我们的河流。必须认识到，在全国普遍缺水的情况下，洪水是资源。洪水之所以变得如猛兽豺狼，只因我们没有善待河流水系。防洪之道决不在高筑河堤，而在于建立一个滞洪的湿地系统，从区域尺度上解决水资源的蓄留。 

第三个景象，离开土地的中国。当代中国城市的扩展过程我可以形象地做如下比喻：一块石头抛在水里，水浪不断地扩开，使人不断离开土地。与此同时，外面的人不断涌入城市。但我们城市给了他们什么呢？连个座位都没有。你可以到各地广场去看看，有多少个座位是留给我们老百姓去坐的，没有，席地而坐。离开了土地，但城里又没有给我们土地。怎么办？这就是离开土地的时代，城市里的人在离土地越来越远，农村的人在匆忙地放弃土地，反正大家都在离开土地。整个城市在无序地蔓延、扩张。 

第四个景象，土地的挥霍。这是一个挥霍土地的时代，你可以看到大量的土地撂荒。我们在挥霍，包括挥霍土地，同时在建造一个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城市，是一个化妆起来的城市。 

所以说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土地，回到土地的完全价值。当然，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土地危机，除了我们不恰当地、不科学地在使用它以外，主要是我们失去了对待土地这种敬畏的态度，土地的伦理堕落了，这是最可怕最危险的。它是人地关系危机的根源。

危机产生的主观根源 

在认识危机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危机背后主观根源是什么？主观根源我把它归纳为三种根本的意识，就是封建集权意识、暴发户意识和小农意识，这三种意识的综合作用，是构成这两大危机的最根本的主观根源。 

第一种意识：文化积垢———封建专制意识。尽管从上世纪初开始，中国整个封建体制已经没有了，但是在文化的潜层里，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这种意识，这是文化的积垢。这种封建专制文化积垢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长官意志，谁官大，谁说了算，唯官是从。长官意识下的一切的衡量标准就是权力。第二个方面是草民意识。即把平民当作无知和不足为道的草民来对待。法国路易十四是独裁君王，他可以用他的想象来建他的城市，所以他建凡尔赛宫是为了在平民的、混乱而贫穷的汪洋大海中建一个壮丽的天堂之岛。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就不能搞这样的东西了。但是恰恰我们还存在这样的意识。我们的广场是为谁建？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广场上，你是为人民建的吗？不是，只是为参观的领导而建，为展示政绩而建。

第二种意识：时代的局限———暴发户意识。在暴发户意识下，一切的价值衡量标准就是金钱。你可以看到暴发户意识的具体体现，如，房地产开发商为什么能够用两万块钱买一个光干的树桩去美化其高档居住区呢？你可以看到这棵树，原来是一个茂密的百年大樟树，后来就变成一个“断臂的维纳斯”，但也值两万块钱呢！因为它的价值的衡量标准在暴发户意识下已经变了，不是它的生态价值，不是它能

带来多少绿阴和生产多少氧气，而恰恰是用金钱来衡量的。我们的好多公共建筑、广场，甚至好多政府办公楼都是用这种价值标准来建造的。大家都知道，当土地从农用地经规划被划为建设用地后，土地的价值便可以几十倍地增长。我们的城市用５万块钱甚至３万块钱便可以把土地从农民那里收购过来，最后以５０万甚至５００万倒手卖给开发商。这个价值的巨大差额原来是国家或全民所有，而今却变成这个城市和开发商所占有了。暴富后，这个钱干什么？只能干这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才会做出类似买一个２万块钱的树干这样的事情。 

第三种意识：时代的局限———小农意识。小农意识也是这个时代打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烙印。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讲几乎没有经过大工业的洗礼，所以到现在为止，主要都是从小农经济、小农时代过来的。而城市化的脚步又如此迅捷，农民一夜之间变成了城里人，我们世代耕种的田地也一夜之间变成了开发区，变成了城市建设用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意识也一夜之间有了现代城市的意识。相反，农业时代的意识和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潜层中，我们是带着农业时代的观念来改造建设我们的城市的。所以，时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打下了小农经济的烙印，是不可避免的，谁能摆脱这个时代的烙印，谁就能站得更高一些，城市也因此会建得更好一些。 

我们讲了这么多危机，讲了这些危机背后的三个原因，要解决这些危机，就是要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就需要在思想上有一次比较深刻的革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在城市建设领域，尤其如此。

“ 白话”的城市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城市若要有活的城市，就必须用活的语言，就必须用“白话文”，而不能用死的语言。用胡适关于文言文的三大病来看中国城市死语言的三大病，同样适合：盖了一个楼却不遵循功能原则，这叫无病呻吟；非要在一个现代建筑上盖个大屋顶，那叫模仿古人，没有任何意义；盖了个大广场，上面空空荡荡，没有人去使用，那就是言之无物。我前面讲到的城市化妆运动，都是用死语言来化妆我们的城市。那这个活的城市是什么？就是寻常的景观与白话的城市。这就是我们城市的“白话文”，也是我关于当代人文城市建设的理念。 

我们要提倡用一种新的语言创造活的城市，这种新的白话的城市是什么呢？叫“足下的文化与野草之美”，也就是回到科学与理性，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

所谓“足下的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比如说，寻常北京应该是什么样子？就是那根植于千万年的古老北京土地上的景观：高高的白杨林网、 系统的灌区河塘、方正的旱地水田、多彩而慷慨的五谷连同那四合的院落，这便是寻常而真实的北京大地。

所谓“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和善待适应土地和土地上的自然及人文过程，回到完全意义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意义上的、经济意义上的土地。重新认识土地是美的，土地是人类的栖息地，土地是需要科学地解读和规划设计的生命系统，土地是符号，土地是神。重新回到土地的伦理，认识和善待土地，像关爱自己和呵护自己爱人一样去关爱、呵护土地，以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反规划”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

所谓“反规划”，就是首先我们应该确定不建设的区域和土地系统。该建设的东西让开发商去建设，不该建设的东西是政府要做的，由市长和规划局长代表公众去做，确定我们建设部门真正应该控制、应该保护的东西。“反规划”的思考方法就是排斥法。“反规划”告诉土地使用者不准做什么，而不是告诉他做什么。面对变革时代的城市扩张，需要逆向思维的国土和城市规划方法论，以不变应万变。即，在区域尺度上首先规划和完善非建设用地，设计生态基础设施，形成高效的维护城市居民生态服务质量、维护土地生态过程安全的大地景观格局。 

应用“反规划”理念，通过对未来区域和城市生态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景观元素和结构的规划控制，建立生态基础设施。为此，提出以下一些关键战略： 

第一大战略：维护和强化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性。破坏山水格局的连续性，就切断了自然的过程。现代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告诉我们，连续的山水和自然栖息地系统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吃的三文鱼就是在林子里头的小溪里产卵，在海里头生长，如果这条河流给断了，那三文鱼也就没有了。河流廊道是大自然唯一的连续体，水是唯一的连续体。所以，只有维护国土的自然过程和格局的连续性，才能有它生命的可持续性。否则，这块土地是死的，生命是要断绝的。 

第二大战略：维护和恢复河道和海岸的自然形态。河流水系是大地生命的血脉，是大地景观生态的主要基础设施，污染、干旱断流和洪水是目前中国城市河流水系所面临的三大严重问题。必须维护和恢复河道和海岸的自然形态，走区域生态之路来协调旱涝之灾的问题，以保持水———土———植物———生物之间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系统的畅达运行。 

第三大战略：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湿地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被誉为“自然之肾”，对城市及居民具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和社会经济价值。包括：提供丰富多样的栖息地，调节局部小气候，减缓旱涝灾害，净化环境，满足感知需求并成为精神文化的源泉，教育场所，等等，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要保护、恢复湿地，避免其生态服务功能退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四大战略：建立无机动车绿色通道。中国城市正在扩张，未来中国的城市至少比现在大三倍，所有的城市可能要比现在至少大三倍，这个时候要建立一个城市格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规划城市的时候就要留出非机动车的绿色通道。加拿大有一条横贯整个国家的绿色的自行车道，整个畅通无阻。在中国完全可以建立这样的绿色自行车通道，大运河就是其中一条，大运河将来一定是这样一条绿色廊道。我们必须站在战略高度来认识。

第五大战略：建立绿色文化遗产廊道。绿色文化遗产廊道是集生态、休闲与教育及文化遗产保护等功能为一体的线性景观元素，包括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沿线。它们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并将人类驻停与活动的中心和节点联系起来，体现着文化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发展历史在大地上的烙印。然而，随着城市的持续扩张，以及交通方式的改变，特别是现代高速路网的横行，这些线性历史景观被无情地切割、毁弃。即便许多节点被列为地方、国家、甚至世界级的保护文物，但它们早已成为一些与原有环境和脉络相脱离的零落的散珠，失去其应有的美丽与含意。将这些散落的明珠串联起来，与同样重要的线性自然与人文景观元素一起，就构成了城市与区域尺度上价值无限的宝石项链。可以预见，融历史文化、 自然生态及旅游休闲和文化教育为一体的绿色遗产廊道将在未来中国大地景观上构筑起一个迷人的网络。

第六大战略：溶解城市，保护和利用高产农田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保护高产农田是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模式也将乡村农田作为城市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网络技术、现代交通及随之而来的生活及工作方式的改变，城市形态也将改变，城乡差别缩小，城市在溶解。而大面积的乡村农田将成为城市功能体的溶液，高产农田渗透入市区，而城市机体延伸入农田之中，农田将与城市的绿地系统相结合，成为城市景观的绿色基质。这不但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为城市居民提供可以消费的农副产品，同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休闲和教育场所。日本筑波科学城就保留了大片的农田，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早在２０年前，生态学家Ｏdｕｍ就指出，由于人类的小决策主导，而不做大决策，是导致生态与环境危机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人也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面对异常快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规划师和城市建设的决策者不应只忙于应付迫在眉睫的房前屋后的环境恶化问题，街头巷尾的交通拥堵问题，而更应把眼光放在区域和大地尺度来研究长远的大决策、大战略，哪怕 是牺牲眼前的或局部的利益来换取更持久和全局性的主动。所以，决策者非凡的眼光和胸怀，以及对现行城市规划及管理法规的改进，是实现战略性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