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模式深层意义之探索

文献来源：俞孔坚.“风水”模式深层意义之探索[J].大自然探索,1990(01):87-93.

引 言 　　

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世界始终经受着一种生态学上的“精神分裂症”的折磨，一方面是对高产值、高物质享受欲望的无止境的追求，其结果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大自然的热爱，一有机会便投身于大自然中去露宿、去遨游，为此又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法律的和技术的，对环境进行保护和治理。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法律手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硬性地谐调的同时，许多有识之士试图从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寻求医治上述“心理症”的良方。正如中国的气功和针灸对西方世界充满魔力一样，中国古老的“风水说”也被认为是医治这种“心理症”的魔方，被称为是“通过对最佳空间和时间的选择，使人与大地和谐相处，并可获得最大效益、取得安宁与繁荣的艺术”，是“驾驭龙的真正的科学”[1]；有人甚至誉其为“宇宙生物学的思维模式（Astro-biological mode of thought）”[2]和“宇宙生态学(Astro-ecology)”[3]。国外的“风水热”对国内产生了一种“回归效应”，使国内许多敏感的学者也开始对这种长期被斥为“封建迷信”而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传统文化现象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与大多数持全面批判态度的人相反，有的给“风水说”以很高的评价，并认为在现代仍有其实用价值；有人则持折衷态度，认为其整体上属于封建迷信产物，但在某些方面如对罗盘的应用和对地形的分析仍具有科学性。笔者将从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探讨原始人的环境经验和中国文化定型时期的环境经验对中国人的环境吉凶意识形成和发展的意义，以及这种环境吉凶意识如何经过理论和技术的解释，而被发展成一种系统化的理论－－“风水说”, 由此认识“风水说”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以便对这种文化现象作出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价，还“风水说”以本来面目。

 一、理想的风水模式　　

我们知道，无论其采取什么样的途径，"风水说"的最主要目标是为家族的阴阳宅选一最佳的环境，即所谓的"好风水"。怎样才有好风水呢？"风水说"中始终强调了一种基本的整体环境模式："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以山地为例，这种模式的理想状态是背倚连绵山脉为屏；前临平原，两侧水流曲折回环，水质清晰，流汇于面前；左右护山环抱，山上林木葱郁。这种大吉的风水环境，以明陵园最为典型：整个陵园北以天寿山为屏，两侧山势环抱，并有龙山，虎山左右为护，多条溪流自山间缓缓流出，屈曲蜿蜒于围合的是山间平原之上，沿河流及山间谷地形成多个与外部联系的豁口和走廊，使整个空间闭合而又通气。不但整个陵园具有这种理想的风水模式，各个帝陵的选址也遵循了相似的模式（图1）。各种山地寺庙的环境也具有同样的结构，北京西山的卧佛寺、碧云寺、八大处等著名寺庙就是最好的范例（图2）。我们不禁要问，这种风水模式的意义何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这种理想风水模式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二、动物择居给我们的启示　　

在北美生活着一种哺乳动物金花鼠，它对居住环境的成功选择，实在令人吃惊，有人甚至称其为成功的"城市规划师"。生态学家的研究发现[4]，它所居住的地方：（1）必临近一片谷物地，其洞穴必濒临水溪；（2）远离柳树林和桤木林；（3）远离乱石堆；（4）洞穴必在东南坡上，周围草皮优良，土壤疏松。究其原因，临近谷子和水源显然可以免受饥渴之苦，可为什么要远离柳树和桤木林，躲开乱石堆呢？原来这类树木正是金花鼠的天敌猫头鹰等鹰类最爱栖居的场所，而乱石堆则是另一类天敌蛇类的出没地带。至于洞穴的朝向和其直接的生境条件，可以保证它在冬季不受西北寒风的袭击，使洞穴保持温暖舒适。动物的这种择居本领，显然是长期进化而遗传下来的本能。那么人是否也具有类似的本能呢？

三、环境吉凶意识的进化史观　　

目前已普遍认为，大约在2000万年前，地球上气候的变干和变冷，使森林面积减少，迫使人类祖先离开了森林而开始了其在疏林草原上的生活，迈出了由猿变为人的第一步。疏林草原环境与森林环境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一方面草原上活动着大量的食草动物，提供了丰富的狩猎资源，草地林缘也有更丰富的草木果实可供采集；另一方面，草原上活动着许多凶猛的食肉动物，使人类祖先面临更大的危险。正是这种充满挑战的环境，造就了直立和能使用工具的人。 不但如此，长达1500万年的疏林草原的生态经验，使人进化了一种环境的感知、认识、评价和预测的心理能力，凭着这种环境认知能力，他们选择了适合于自己居住的"满意生态环境"。我国的古人类考古研究为我们认识这种"满意生态环境"的结构和功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我们现就一些典型的中国原始人长期生活过的环境（表1）作些分析，以寻找存在于我们心灵深处的思想环境的"心理模式"。　　

通过表1中各种典型环境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结构特征，它们对于原始人，有以下几方面的生态效应：

（一）边缘效应　　

上述各典型的环境都具有一种"边缘"特征，即它们都处在山地与平原、盆地或河流谷地的边缘地带上，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边缘效应"：首先，由于边缘地段温湿度及土壤性质的明显过渡性特征，导致了区系复杂、类型丰富的过渡性植被的出现，因而也是多种草食性动物的集中分布区，这就为原始人的采集和狩猎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第二，地理景观上的边缘地带往往是动物迁徙的必经之地，如食草动物随季节变化而进行的山地与平原之间的迁徙，以及由于每一动物对多种生态系统的需求而进行的迁徙等，这也为狩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第三，边缘地带具有"了望－－庇护“的便利性，这对处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的原始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人必须时刻观察并能及时发现环境中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攻击性敌人的动向和猎物的行踪；同时，由于人视域的局限性，他必须确定其看不见的背后是安全可靠的，并能根据情况进行有效的攻击或逃避。背依崇山俯临平原的山麓正是"看别人而不被别人看到"，易攻易走的最佳地形；第四，对只有20－50人的原始人群体来说，空旷草原上的围猎和防范都不是一件容易事，对于前者他们必须防止猎物从任何一个方向逃走，而对于后者他们需要防止来自任一个方向的攻击。但在上述边缘地带，由于山崖、河流等的天然障碍的存在，围猎和防范都变得容易多了。

（二）闭合及尺度效应　　

人的运动速度和强度及对环境的识别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人的正常活动都在一个有限的活动范围内进行，超过这一范围就会有"迷途"的可能，而这对原始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一个满意的生态环境必须是一个尺度适宜的有限的空间。因此，山间盆地、谷地或是大平原之一角隅，都是最佳的选择。我们还可以看出，原始人居住的直接生境，一般并不在大山上，当然也不在空旷的平原上，而是在临近大山而又相对独立的小山丘上，高度和面积都较小，显然，在这样的尺度范围内，任何潜在的危险都是可以被排除的，这对部落的生存和繁衍是十分重要的。

（三）豁口及走廊效应　　

满意的闭合空间并不是绝对封闭的，它们都有一些与外界相联系的豁口，这种豁口沿河流谷地延伸，成为构通各闭合空间的走廊，它们一方面是动物迁徙的通道，因而是狩猎的最佳场所；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原始人自身迁徙的必经通道，当部落人口增加或目前环境内资源枯竭时，部落就可以通过走廊向新的空间扩展，从而保证了部落的延续和发展。如北京猿人就曾几度放弃龙骨山一带，而很有可能就是沿永定河－桑干河山谷走廊，进入河北及山西的山间盆地的[7]。在不牺牲自身活动便利性的同时，豁口和走廊显然可以有效地防止不受欢迎者的侵入。当然，作为走廊的河谷提供了生存所必须的水源，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可见，上述环境的各种生态效应是人类进化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能否成功地选择具有这些生态功能的环境，成为人类进化的一个限制因素，自然选择的结果使人的这种能力遗传了下来。当中华民族进入农业社会以后，这种在采集和狩猎生活中发展起来的心理能力，在许多情况下已经失去其原有的生态学上的功利性，但它却在人们对环境的选择过程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对环境结构特征的吉凶感应。由于这种意识支配下的吉凶感应并不能用现实的、功利的逻辑关系去解释，因而带有很大的神秘性。而正是它，构成了环境吉凶意识的最基本的深层结构。如果我们将上述"满意的生态环境"与理想的风水环境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同构现象，这不是偶然的。理想风水模式中对背依群山，面临平原，左右山势环抱，水流屈曲延伸等结构特征的追求，正是人对边缘结构，闭合、确ǖ恼?体空间结构以及豁口和走廊结构的追求的本能反映。所以”满意生态环境"是理想风水模式的原型。

四、环境吉凶意识的文化史观　　

如果说，中国原始人类的环境经验通过生物的遗传途径构成了中国环境吉凶意识的基本的深层心理结构，那么，在此基础上，中国先民在其文化定型时期的环境经验，通过"文化淀积"的途径，构筑了中国人环境吉凶意识的另一深层结构。　　

周朝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开始走向定型的时期，特别是在宫室、城郭制度上，以后历代王朝都基本沿袭了周的传统来建造的[9]。就连我国北方传统的四合院，其原始模式也形成于西周早期。"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易经》，其卦爻辞也形成于周由兴起到西周王朝建立的整个时期，所以《易》中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定型时代的自然及社会经验。由于《易》历来被誉为群经之首，其一字一句皆被奉为真理，而且"风水说"的理论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假托于《易》发展起来的。所以，通过《易》我们可以发现"风水"吉凶观念的一些深层意义。而周民族在这一文化定型时期的主要活动地域是在以岐山及长安一带为中心的关中盆地，可以说，正是这一盆地中的自然及社会环境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独特环境吉凶意识的发展。

（一）关中盆地：作为"理想风水模式"原型的"满意生态环境" 　　

对处在由狩猎和采集社会向农耕和牧畜社会过渡时期的周民族来说，原始人类生态意义上的"满意环境"仍具有很大的魅力。事实上，早期周民族之所以能稳定地发展并最终战胜大国商，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关中盆地这样一个"满意的生态环境"。这里，周背倚西南、南及东南一侧的秦岭山地，半月形的秦岭山脉及两侧相邻山脉呈环抱之势，前临渭河平原，西北侧为黄土高原，使整个空间成为一种闭合状态。有多条河流从四周山地及高原流入盆地并汇入黄河进入华北平原，从而形成了多个与外界联系的豁口和走廊。可见，整体结构上它与原始人类的"满意生态环境"相似，只是由于部落成员的增加和整体活动能力的增强而使空间的尺度相应地放大了。同样，对周人来说，这一环境具有边缘效应，闭合及尺度效应，和豁口及走廊效应。如前所述，这种"满意生态环境"正是"理想风水模式"的原型。

（二）农耕生态及社会生态经验与环境吉凶意识的发展　　

在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采集和渔猎活动逐渐被农业生产活动所取代，同时，其与各相邻部落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频繁和激烈，这些新的农耕生态及社会生态经验也影响了中国人环境吉凶意识的发展。 

1、从"辰""涣"到"森林。吉"。　　

在周人早期活动的黄土高原边缘地带，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加上地势高差显著和频繁的地震，使山洪、滑坡及山崩等灾害经常发生，如帛书《周易》之《涣》、《辰》卦等都生动记述了周人的这些灾害经验[10]。长期的灾害经验，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的生态关系。如对森林的认识有“禁林。贞：吉。"；"甘林，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至林。无咎。"和"知林，大君之宜，吉。"（帛书《易》，《林》卦），反映了周人不仅看到了森林直接的实用功能，而且还看到了森林的防止水土流失、减少旱涝灾害的生态功能，因而对保护森林作出了"吉"的判断，而以森林的遭破坏为凶。这种农业生态经验，直接影响了环境吉凶意识的形成。但由于《易》中只反映了"现象－－吉凶"的直觉判断模式，而并没对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论述，使得"风水说"在继承了这种直觉判断模式之后，又采用了新的解释体系进行解释。”风水说"中以山上林木茂密为吉，但它把这归因于林木的"聚气"功能，而不是用其原有的农耕生态意义去解释。 

2、从"肥遁""嘉遁"到"利西南不利东北" 　　

从周与其它社会的空间关系上看，其西北为攻击性极强的游牧部落，而东及东北部为强大的商国及其所属部落，在防止来自西北游牧部落"为寇"的同时还要对东部的商国"为寇"，因而战争频繁，而就在周所依据的秦岭山地一侧，却充满了大自然和平与欢乐的气氛。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与自然交界面上，使周人更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可爱，并把它作为理想社会的模式，如《易》《中孚》有："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种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与世无争的心态进一步发展为对"肥遁"" 嘉遁"（见《易》的《遁》）卦的逃跑主义和自我保护主义的崇尚，并成为中国建筑中特别注重风水环境这一传统的思想基础。这与欧洲建筑中以突出建筑自身为特色的传统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易》中关于方向的吉凶反应都始终以西南为吉，东北为凶。如《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川》："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亡朋。"等。对其原因，历代的易学家多有争讼，实际上，这是因为周所在的西南一侧正是秦岭山地，是其逃避来自西北、东北及东部各社会压力的天然庇护所，使周有了"见机行事的条件。"风水说"中对于"向"的吉凶的强调，无疑也受到周人这种独特的方向吉凶经验的影响。　　

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定型发展时期独特的景观经验，以及这一时期内的农业生态及社会生态经验，通过文化途径遗传下来，与通过生物途径遗传下来的原始人的生态经验一起，构成了环境吉凶意识的深层结构。五、"风水说"关于环境吉凶意识的解释体系　　

由以上讨论可知，环境的吉凶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心理能力，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民族文化发展定型阶段自然和社会经验的影响。所以，关于山水环境吉凶意识早在"风水说"产生之前就已存在，“风水说"的形成应归功于对上述环境吉凶意识引入了一整套理论和技术的解释体系，而由于这一解释体系并不反映吉凶环境的功利意义和逻辑关系，从而使"风水说"带有很大的虚幻性和神秘性。　　

据载，"地理有书，始于划黄石（秦末汉初），续于郭璞（晋），盛于扬公（唐），厥后伪书杂出[11]"。可见，托名黄石公所写的"青囊经"可以说是最早的风水理论了，通过它可以认识"风水说"的基本解释结构。依据它的解释逻辑，阴阳二气是天地万物之源－－"化始"；无形之气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化机"；所以，通过天象地形可以求得生气，有生气则人事万物得以化生－－"化成"。那么怎样通过"形"来求"气"呢，作者又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这就是"风水"。即风水之吉凶关键要看"形"是否可以"得水"，是否可以"藏风"，是则吉，否则凶。所以，就山地而言"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12]，即使"穴"位于山脉止落之处，"穴"前之水屈曲回环，左右护山绕抱护"穴"，就成为理想风水环境的模式。在此理论体系下，又通过罗盘等测量仪器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技术体系，从而使看"风水"成为一门技术，并成为部分人的谋生手段。此后，为了使自己的职业圣化，民间术士便又助"鬼神"对"风水说"大肆渲染，从而使"风水”带有很浓的迷信色彩。

结 语　　

原始人类"满意的"生态环境和中国文化定型阶段的环境是理想风水模式的原型，它存在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和文化深处，决定了中国人的环境吉凶意识。"风水说"建立了关于这种环境吉凶意识的解释体系，它主要从两个层次上进行了解释："化始－－化机－－化成"的阴阳哲学体系和时空测量的技术体系；此外，还有一个并不属于正统"风水说"的迷信解释体系，而这些解释体系只构成了风水意识的表层结构（图5）。　　

目前，国内外关于"风水说"的讨论实际上多在风水意识的表层结构上进行，所以有人认为它是封建迷信的，也有人认为它是科学的。但是，正如以上所讨论的”风水说"并没有对"环境现象－－吉凶感应"关系的本质联系进行解释，而是进行了系统的曲解。所以，无论把这一解释体系当作迷信或科学，实际上都无助于对"风水说"所欲解决的环境与吉凶关系的研究。如果我们能深入讨论中国人环境吉凶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分析"风水模式"的深层意义由此找出人与环境关系的定性和定量的规律，必将有益于建筑环境理论及人与自然关系科学研究的发展。使传统文化的研究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这不单是对"风水说"的研究而言的，也是对中华民族其它文化遗产的研究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