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地经验与中国农业文化的生态节制景观

文献来源：俞孔坚.盆地经验与中国农业文化的生态节制景观[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992(04):37-44.

生物的长期生存和持续发展都依赖于生存资源的循环和再生能力，而资源的这种能力是有限的，超过这种能力范围，资源将日益减少，以至于不能再维持生物的生存和延续，生态节制意味着物种只能以"保本取息"式，而不是"杀鸡取卵"式地进行资源的利用[1,2]。但物种总趋向于最大限度地攫取资源，这是无条件的[2,3]，相反，生态节制行为的发展则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以下两个方面： 　　

（1）群体能否从其生态节制行为中得到更多的长远利益； 　　

（2）群体能否有效地淘汰有资源浪费行为的个体，并能捍卫生态节制果实不被入侵者掠夺。 　　

从人的生物性来说，其需求欲望是呈指数曲线增长的，在其对欲望的追求过程中，缺乏心理的或神经的控制机制[4,5]。但作为社会人，其行为又受到特定文化的制约，任何一种文化都为该文化圈内的个体提供一种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6]，而文化本身可以理解为人类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人类的文化行为如同其它生命机体的行为一样，具有环境的适应功能[7-9]。我们因此可以认为，正如生物物种在上述条件下能产生适应性的生态节制行为，并成为某些物种的遗传特质，生态节制行为也能成为特定的文化特质来适应特定的环境。所以，有利于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将有利于生态节制行为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农业文化的盆地经验有利于实现这两个条件，因而促进了生态节制行为的发展。认识中国农业文化生态节制行为发展的自然和社会背景，它在中国农业文明发展中的价值，以及生态学意义，对认识如何走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生态发展之路，进行符合国情的景观规划和生态设计工作，都是有益的。 　　

1、中国农业文化的盆地经验 　　

考古揭示，从更新世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猿人到更新世晚期旧石器时代的古人，中国古人类祖先大多生活在我国三大自然地理环境区（东部季风盛行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干寒高原区）的边缘过渡带[10]。在此期间，中国境内的几大河流都没有稳定的大平原，所以各文化的中心仍分散在各山间盆地，其中以关中盆地、晋南盆地及太行山前丘陵地带发展最快。夏商周三代及以后的各族文化，无不在中原以外的山区盆地发源定型，强大后逐鹿于中原建立王朝。所以，我们对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应着眼于中原以外的山间盆地而不是作为角逐舞台的中原。从文化生态意义上讲，周文化发展中心的关中盆地犹应引起特别的重视[11]。在中国盆地文化的大背景下，又由于以下几大原因，使盆地景观对中国农业文化的影响更加强烈。 　　

（1）"逐鹿中原"使大平原上几度成为人烟断绝之地（或被屠杀，或逃离），相反，在长江流域丘陵盆地则一直较为安宁，成为人们向往的天然避难所，并把理想社会设计在盆地景观模式中，陶渊明?quot;桃花源"即是典型的代表。 　　

（2）从中国地理气候及人口分布特点来看，以东南沿海（以丘陵盆地为景观特色）、四川盆地、关中盆地等地区的人口分布最为密集，也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12]。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农业文化的盆地特征。这与两河流域及欧洲的农业文化有完全不同的景观背景[13]。 　　

（3）集中体现中国农业文化中人与环境认知模式及行为方式的"风水说"，是在东南和中南丘陵盆地背景下走向成熟和繁荣的。"风水说"的理想景观模式实质上是盆地景观的理想化[14－16]，而在"风水说"影响下的中国大地上的生态景观足以使现代学者赞叹不已[17－20]。 　　

（4）由于现代交通不便，在水路交通时代曾有过繁荣的许多盆地、河谷，至今仍保留着灿烂的农业生态景观，但用现代价值标准来衡量，这些地区往往是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发展只能走生态发展的道路，这意味着传统的文化生态关系仍应受到重视。 　　

2、盆地景观经验有利于文化生态节制行为的发展 　　　　

如前所述，如果群体的生态节制行为能带来长远的利益，而群体又能有效地捍卫这种利益，则特定文化的生态节制行为便得到发展。中国农业文化的盆地经验（盆地适应）有利于满足上述两个条件，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盆地经验有利于家园意识和继嗣道德的发展：盆地为一个家族和社会关系密切的群体提供了稳定的领地或家园，盆地尺度与家族及特定社会群体的尺度相对应，整个家族或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完全寄托于这块有限的领地，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家园意识。在这样的家园中，由于生物地理区与文化的空间分布相重合，居住者与环境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从而有助于全面认识盆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促进生态意识的早熟，每个成员从小受到长辈关于祖先开拓和保护家园的艰难而神奇经历传说的熏陶，产生了敬仰祖先之情，并进而发展了祖宗崇拜，所谓"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礼记·祭义》）。这种祖宗崇拜在具体的行为上表现为：第一，每个成员都把自己看作家族生命的一个阶段，主要功能是承前启后，从而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第二，把祖宗留传下来的家业看作神圣的东西，并有责任完好地传给后世，崇尚传家守业，以图世泽绵延，这种后嗣道德使居住者能把家族的长远利益与自己的眼前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生态节制成为自觉的行为。 　　

（2）盆地经验有利于斥异型社会群体的形成：空间的占领方式可以分为四种（图1）。其中线条A最适于用来说明盆地环境和宗族社会关系下，空间的占领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空间占有是十分有限的，全部空间几乎都为家族或社会关系密切的群体所共有，同时完全开放的自由空间也非常少，都将受到排斥，从而避免了"共有草原的悲剧"[22]，使群体的生态节制行为能得到可预见的报偿。 图1 不同环境中四种没空间占领方式的比例关系 引自Brower[21]） FIGURE1 Four spatial occupation patterns under diferent situations (Courtesy of Brower[21]) 图2 广东南海云瑞村的防御性景观FIGURE2 The defensive landcape of Yunreichun Villiage in Guangdong’s Nanhai County 　　

（3）具有捍卫生态节制果实的战略优势：典型的盆地景观四面围合，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豁口构成"关"，在战略上具有防守的优势。在豁口设门、亭、牌坊及村界，种植"水口林"等都有对领地占有的声明和对外来闯入者的警告意义。图2为广东省南海县云瑞村的整体景观结构，具有典型性。这一古老村落深藏于一个小盆地之内，主要以采茶为生，四周林木茂密，显然是长期保持的结果。盆地有共用的水井、池塘、宗祠等。值得注意的是进入该小盆地的唯一入口处建有一门，进门还有一座人工假山，使径分两歧，曲折而入。这种防御性景观结构与上述排外性社会群体相结合，形成了心理上和实际上的捍卫生态节制果实的"天时地利"。 　　

（4）有利于内源需求导向的自力型经济的发展：盆地景观的空间隔离效应，发展了以自我需要为目的、内源型需求[1]为导向的经济，盆地内外物质和能量的交换都极其有限，因而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直接受到盆地内部生态机制的约束，从而发展了包括生态节制行为在内的适应性行为。经验表明，模仿式需求导向的经济意味着用异域文化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经济的发展水平，结果往往导致本地区资源的破坏，中国乡村，特别是山区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这种考验。 　　

（5）经常的局部性灾害经验：由盆地构成的大地景观，同大平原相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复杂性，每个盆地都是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盆地内的资源和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灾害在很大程度上是局部性的，对整体景观的影响是逐渐的、警告性的；盆地的特点（如地势对比强烈，水流内聚，水源季节性变化较大等）决定了灾害经验是强度在一定范围内的经常性外部刺激，从适应性原理和系统进化角度来看，对文化的生态节制机制的发展是有利的。相反，在大平原上（如两河流域），生态系统是均相的，缺乏层次性和复杂性，农业生态因子较为单一，生态平衡破坏所带来的灾害是袭击性的、毁灭性的。 　　

此外，由于长期稳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使盆地内的人口长期处于近饱和状态，有人认为在这样的人口压力下，有利于形成文化的生态节制行为[23]；盆地内的生产技术长期处于滞缓发展状态，使人们更依赖于传统资源的再生能力来生产，从而相对地能从其生态节制行为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而迅速发展的生产技术，将导致人们不断开发新的资源，而摆脱对特定资源的依赖性，不利于生态节制行为的发展。 　　

可见，盆地经验对中国农业生态节制行为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生态节制行为并不唯中国农业文化所特有，许多文化都以图腾、禁忌和宗教习俗的形式来实现对特定资源的节制使用和保护，即使被认为是自然破坏型的基督教文化（起源于游牧经验），也不乏热爱自然不枉杀动物的传统[24，25]。我们要强调的是，由于独特的盆地经验，中国农业文化的生态节制行为不是以单一资源的持续利用为主要目的的，而是以整体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持续利用为目的的，下面将从土地、植被和水资源的节制景观着手，对此作举要说明。 　　

3、中国盆地农业文化生态节制的典型景观 　　

3.1 村落分布的周边优先原则和自然优先原则 　　

在盆地尺度不太大的情况下，村落的分布一般优先考虑盆地边缘的山坡地（图3），这实际上是土地节制使用带来的农业生态景观。在山村的建筑过程中，总是以结合自然地形、不破坏原自然景观格局为原则。在此过程中，"风水说"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作用，通过保护"龙脉"和"地气"，使人为干扰带来的不良后果减低到最小，这正是现代生态设计和景观规划理论所倡导的[26]。 　

3.2 "风水林"及其功能 　　

世界各地的文化中普遍存在着对特殊植物资源的保护和节制使用的传统[23，27，28]，大多因为植物本身的食用或药用价值。而中国传统乡村的"风水林"则明显带有盆地农业文化生态节制的典型特征，即具有保护整体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功能。 　　

"风水林"的目的在于"聚气"，这里的"气"实质上是生态系统的综合功能流[16]。所以，"风水林"一般分布在村庄四周的"来龙"或"护沙"上，或在"水口"。在前两种情况下，"风水林"都处于较高的地势，而"水口"则是物质、能量和物种进出盆地的最重要的通道。因而，"风水林"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源、减轻旱涝和风灾、调节小气候，同时能有效地强化盆地的围合效应[15]。图4为粤北一山寨，座落在石灰岩小盆地中，全村30多人只有一眼小泉可供饮用和灌溉，正是"风水林"使这眼泉水长流不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村民们都能自觉地保护这些林木不受侵害。 　　

由于"风水林"的价值不是森林资源本身，而是其在整体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其在树种选择上都以最普通的、适应性最强的树种为主。 　　

3.3 水资源节制景观 　

我国东南丘陵山区，雨季往往水涝成灾，旱季则水贵如油，水资源的生态节制工程成为盆地农业文化景观的一大特色。 　

3.3.1 水源保护和分配 　

盆地的入水口或泉眼都受到严格的保护，包括种植"水口林"和设立神庙等达到保护目的。如果多个村落共用一水源，则通过村际或家族间的合约来实行水源的分配。如太原晋祠的不老泉为晋水之源，泉水出口处为一石堤，上凿10个出水口，其中3孔水量分配给北河各村，7孔水量分配给南河各村。这种严格的资源分配方式，对水源的保护和节制使用是十分有益的。 

除了村际间的水源分配外，还通过水流的合理规划来实现全村人共享水源，典型的例子如皖南黟县盆地的宏村。溪水经拦坝截流引入村内，水渠曲折蜿蜒（称为"牛肠"），从各家门前流过，每家又可将水引入院中，使村中的每个成员都与水源建立直接的密切关系，唤起人人保护水资源的责任感（图5）。 　　

3.3.2 山塘蓄水及资源的再利用 　　

上述粤北山寨一例中（图4），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通过多级蓄水，使极有限的水资源得到最节制的使用：直接来自泉眼的水是饮用水，多余的水被蓄积起来作为洗涤和家畜用水，洗涤用过的水连同雨水再次被蓄积起来作为灌溉用水。上述宏村的水系景观中还包括称为"牛胃"的村中心半月形池塘，这是在建村时保留的一眼泉水扩大而成的，既扩大了水资源的使用面积，又有蓄水防旱、防火等功能，同时，经上半村居民使用过的水在此得到沉淀净化，再由"牛肠"流入面积更大的月形湖（"牛肚"）。"牛肚"中的水已经多次使用，有机质含量高，利于水产养殖；由于水塘处在地势较高的山脚，所以放水灌溉十分方便；而挖塘蓄水又可"荫地脉""养真气"，对改善地下水状况，调节小气候都有较好的作用；利用水塘还可构景成趣，有着积极的心理效应。 　　

3.3.3 "四水归明堂，财水不外流" 　　

对水资源的惜重还表现在山村住宅中利用天井汇蓄房顶之雨水于虹内，使有限的水源尽可能多地得到积蓄，以备急用。这使我们想起现代北方城市，一方面是严重缺水，另一方面则因为大量铺装地面造成雨水以地表径流形式排走，既不能渗入地下补充地下水，又不能将其利用。中国传统水资源节制行为也能给我们带来更深的思考。 

以上从几种典型的景观着手，讨论了中国盆地农业文化的生态节制行为，尽管讨论主要以目前仍处于盆地环境中的农业文化为例，但正如篇首所提到的原因，盆地经验对整个中国农业文化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如来自盆地的"风水"模式同样被应用到平原上，只是更增加了些附会和象征的含意，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我们不否认，即使在平原地理环境中，由于传统小农业文化本身的封闭和循环意识，从而比游牧文化带有更多的生态节制行为。但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盆地经验和盆地效应强化了中国农业文化的生态节制行为。更大范围内的跨文化比较，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这一问题。

4、传统与发展 　　

中国盆地农业文化的生态节制机制是成功的，因为它曾使中国广大乡村（特别是东南丘陵盆地）民众能长期与自然和谐相处，并无疑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农业文明的长久持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又是失败的，因为这种自稳机制使广大农村长期被固封在自给自足的状态下，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用现代的价值观来衡量是落后的；一个开放了的盆地，其原有的农业生态景观必将面临着现代化的冲击。问题是如何完成现代化和发展。我们不否认现代滴灌技术、管道自来水等都比山塘水渠更能节约水资源，但正如本文所一再强调的，中国盆地农业文化生态节制行为是以整体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持续利用为目的的，而不是以单一资源本身的持续利用为目的的，当填去水塘和曲折的水渠网并代之以水管时，也同时填去了景观的异质性和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生态功能、环境认知功能和审美功能。许多发达国家实际上已认识到这一点，并通过景观设计使管道水重新变为明渠水[29]。此外，新技术的引入意味着必须牺牲大量的资源去购置和维持，而在一个长期处于脆弱状态的盆地生态系统来说，这将意味着整体农耕环境的不可逆的恶化。典型的例子是南方丘陵植被破坏后导致红土基岩的出露，地下水资源枯竭等。应该记住，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里，要治理农耕环境将远比治理城市环境艰难得多。这意味着中国乡村（尤其是山区）的发展必须走生态发展之路，并尊重基于漫长生态经验的、具有适应价值的传统生态节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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