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诗意栖居

  

　　在中国历史上的无数艺术家中，有一位将栖居等同于作诗的诗人最值得考察，那就是晋宋时期的陶渊明，“……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历代理论家把陶渊明作为隐士的代表，把桃花源作为迷失的天堂，充满消极的逃避。而我则把这看作是积极的探寻和发现，是艺术家在浩瀚的宇宙中、在茫茫大地上、在纷繁的社会中寻求自我、寻求立锥之地、寻求真实身份和生命意义的心得——定位与认同便是陶渊明艺术化诗意栖居的核心。

 

　　定位与认同也正是现象学和场所理论用来解释场所意味的两个维度。所谓定位，即在天地一人一神的时空和精神坐标中，找到自己的方位，远离恐惧和迷茫，从而怡然而自得。这样的场所和空间是可辨识、可捍卫的“领地”：大理的洱海、丽江的拉市海、阿勒泰湖泊和山林景观，丰富的水和生物资源，给了迷失中的“武陵人”一个豁然开朗的空间定位和安全的领域，紧张与迷茫突然烟消云散，浪漫和诗情悠然而生，这便是桃花源空间结构的魅力。

 

　　诗意的栖居又是审美的而非功利的。人在现实市井中的常态是忙碌与不安的，为在纷繁凡尘世界中找到定位，获得认同与归属，奋斗不懈，其栖居常常与不安桕伴随，闲适的诗意不常有。而对于大多数凡人来说，诗意的栖居只有在当下的生活之外去获得，因此，时空与社会关系的距离是诗意栖居的重要特征，这样的栖居地便是仙境。

 

　　至于人类是如何判断栖居地的适宜性的，这需要从人成其为人的漫长生物进化过程中的生态经验来理解，人类卜断“宜居”性的心理能力已经烙印在我们的基因上了。在自然环境方面，一个场所或地方能否获得认同并产生归属感，关键的因素是景观中包含的生存资源，以及对生存资源的幻觉。有庇护功能的山洞、大树和屋舍；与食物有关的溪流、湖泊、湿地(地球上最高产的栖息地类型，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预示可食根茎的草地野花、茂盛的禾本科植物、预示秋实的彩色树叶；水中游动的鱼、草地上奔跑的食草动物、天空中的飞鸟甚至炊烟，都或真或假地唤起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自然因此而变得亲切。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农耕文化的天堂中，万物都是有灵的，山水都是神圣的，风水林中是祖先的陵墓，屋舍中间是祖宗的庙堂，抑或佛寺道观。这种浪漫而富有诗意的栖居地，是久远祖先满意栖息的遗存，是遗失在匆忙的时代列车下的桃花源。它们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唤起“回家”的亲切感。这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家，在这里栖居，使人成其为人，大地成其为大地；在这里的栖居便是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