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还我一个美丽的故乡

文献来源：俞孔坚, 为还我一个美丽的故乡[M].精神的魅力, 北京大学出版, 2018:555-562.

来北大整整二十年，只为一件事而奔忙：还我一个美丽的故乡！

1980年，我离开故乡时，村边的白沙溪水清如镜，甘甜可饮，鱼翔雁飞：村西头的大樟树，古老却枝繁叶茂，掩映白墙黑瓦：村南头的松树林，蘑菇飘香，野花遍地，栖息着祖先的灵魂；村中的七口水塘，盛满故事，映照着早晚在这里聚集的乡民。。。一个美丽的故乡！可这一切就在我准备回国的那一年都已经消失殆尽！而与这一切同时消失的还有北大校园东侧街上那白杨树的高亢和伟岸；北面的玉泉河及清河的蜿蜒和妩媚：北京城平安里大街和胡同里四合院的静谧和深沉。。。。。。整个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面对不可否认的功绩，我却看到了其中诸多的畸形与病态。于是，我毅然决定回国，回到故乡，为使故乡避免更多的病痛，或能拯救土的一方美丽而尽力。

虽然我的多位精神导师和将我引入目前学术境地的许多位前辈都是北大人--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王选。。。。还有地理学界的多位前辈，陈昌笃、陈传康、崔海亭、黄润华、侯仁之、胡兆量、田昭一、王恩涌、谢凝高、周一星、杨吾杨等，但我的几个学历和北大都没有关系。1997年初，把我从美国引入北大的时任校领导羌笛、陈文申、任彦申、王一道和陈佳洱等，经过轮番的热情接待之后，断定我"比北大人大更北大！"不是说我水平有多高，而是我的批判精神和坚持和执着的态度！这也许注定北大选择了我，也使我也安之于北大，并以北大的精神和北大的方式，开启了我持续20年不懈的学术生涯：给故乡畸形的城镇化治病。

我对于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畸形和病态的系统的反思，始于1996夏。当时，给我的回国行动投石问路，乘火车从香港、深圳、经上海北上，到达北京，一路考察。眼前的景象令我震撼：深圳的超尺度的宽广大道，带我参观的人们都引以为自豪，却无视一位老农吃力的蹬着三人车，负重横穿马路的惊慌失措：城市中心大面积的良田撂荒，野草丛生，说是预留作为未来深圳市的中心区：上海的浦东正在开发，上百座半截高的楼房，构成一篇怪异的钢筋水泥丛林，正在吃力地生长着：列车窗外，沃野里平地拔起一两坐高楼，地面却是一片狼藉，湿地成了建筑垃圾堆，村庄只留下断墙残垣；北京的大街小巷则正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拓宽运动，包括我上文提到的北大东门外的中关村北大街，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被悉数伐去，一片片低矮四合院被推为瓦砾；河流治理工程也随之而起，河道两侧树林被砍去，河道硬化和裁弯取直的工程轰轰烈烈：所到之处，用以开发小区的地块被高高的围墙圈起，“三通一平”的工程迅速将“生地”变为“熟地”：无数巨大的大广场正在兴建，奇花异卉和来自乡村的古树被肆无忌惮地用以装饰街道、政府大楼前的市政广场和新建的住宅小区。全国人民似乎都在欢呼：让中国的城镇化来的更快速而猛烈些吧。此后，大家都看到，这样的城镇化和城市建设场景一直持续着，直到最近！

而我当时所见的一切，均是与我所学到的关于正确的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理论相违背的！备受雅克布（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American Cities）、McHarg的《设计遵从自然》（Design with Nature）等的影响，我已确信，中国大地正在生病发烧，犯了西方城镇化和城市建设曾经犯过的错误！我于是不忍，便匆匆于次年一月回国，自命不凡，开始大声疾呼，并投身于阻止和治疗城市病的艰苦工作。

多方求证之后，我意识到，这种病同时因为四个方面的人所携带的病毒而引起：第一类，也是最主要的一类病毒被城市建设的决策者所携带，这种病毒由“权力+GDP 政绩考核+低俗"结合而成，它可以开动国家机器沿着特定的轨道前行，所以有巨大的杀伤力：第二类病毒被富豪开发商所携带，这种病毒由“资本+贪婪+缺德+低俗"构成，所以，可以携资本的力量，创造并适应堕落时代的广泛需求：第二类，被规划设计的专业人士所携带，由"奴性+废旧知识+学界淫威"结合而成，所以，凭借知识的迷信和“知识就是力量”的符咒，往往能助纣为虐：第四类，则是广大的民众，也就是城市的受众们所携带，由“盲从+低俗”结合而成，所以，为其它两种病毒的泛滥提供社会和文化环境。由于上述四类病毒的合谋侵害，遍中国城市泛滥着我们今天已经普遍感受到的各种城市病：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生态与环境的，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我于是确定，阻止和治疗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泛滥、最严重的转染病，必须对上述四个层面的人同时进行，而且必须对症下药--分别针对全力、资本、专业技术和审美品位！且必须是猛药！

我的第一剂猛药是针对权力和资本的，是开给城市决策者和开发者的，叫"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1998年开始，我便发表了系列文章，发起了对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的猛烈批判，点名批判了以大连为代表的化妆式的大广场、大马路，和不考虑市民日常生活、违背生态原则、以挥霍纳税人的金钱为荣耀的造城运动！以及各种名目的开发区、大学城、及河道硬化工程等等！并明确指出，这是封建集权意识、暴发户意识和小农意识的综合症，克服这一系列病毒的良药是继续高唱新文化运动之歌，回归寻常，来建设“白话”的城市、“白话”的景观和“白话”的建筑：使决策者重新回到我党建党之初的伟大理想，回到“德先生”和“赛先生"，继续反帝反封建；并在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台和各类市长、司局级和部长级的班上大肆宣讲。该药的核心内容后来集中在和北大同道人李迪华合著的《城市景观之路》（2003）一书中。当时有众多的海内外朋友为我担心，如此激烈的批判，是否会被封杀，会被打成新的“右派。”但让我欣慰的是，我的批判和建议在各个层面上，尤其在主管部委和有具体决策权力的各个市长和市委书记层面上，被广接受。并因此积极推动了住建部等部位的多个法规和文件的出台和修正。

我所开的第二剂猛药叫"生存的艺术"和"反规划"，是给城市规划设计专业技术人员的（包括城市规划师、景观设计师和建筑师等）。这剂药是从专业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开始的，我批判了中国传统园林没有能够走出封建士大夫的“园”，而陶醉于围墙中的风花月夜：没能走向大地适应新时代快速城镇化需求，而丧失了解决迫切的人地关系领导学科的应有作用。这样的猛药集中体现在1998-2000 年在有关学刊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和《生存的艺术》（The Art ofSurvival，2006，中国建工出版社》一书中；我也批判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规划方法论，它在给脱缰的权力机器和贪婪的开发商助纣为虐，因而大喝住手，并下了“反规划”的猛药（2002年首次发表，集中体现在我和同事及学生合著的《反规划》，中国建工出版社）一书中）。强调必须尽快先做不建设的规划，在盲目开发建设之前，先划定禁止建设区，特别是生态红线，来阻止病态城市的蔓延，并在具体方法和技术上提出了通过判别和规划生态安全格局来确定生态底线，通过生态基础设施、而不是灰色基础设施来发展和建设“海绵城市”、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等可持续型的城市。良药总是苦口，我的“反规划”论和对“传统国粹”的尖锐批判，引起了学界的震动，封杀淫威四起，多封控告信一直写到部长那里，有学界权威甚至当面指着我的鼻子"滚回美国去！"但我坦然面对，因为比起我的北大先贤，坚持二十年并不算长。而今天，我也欣然看到，生态安全格局、生态底线和海绵城市的理念，已经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我所开的第三剂猛药叫"大脚革命"，是针对大众文化和国民审美观的。这里的大众当然也包括上述三类人。我坚信，“大脚革命”是解救中国于城市病的文化基础，其核心是批判近两千来中国文化中的小脚主义审美观————牺牲健康和功能来换取畸形的美丽，而倡导寻常、健康和丰产的大脚之美，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这将是一场生态文明的启蒙运动，一场新美学、新城市、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它呼唤生态审美意识的觉醒，回到寻常、回到土地、回到公民性。这剂药是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的，最具代表性的是我被收入中学教课书的《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江苏版）一文，以及在网上广为流传的《大脚革命》“一席”报告和大量相关散文（集中在散文集《回到土地》一书中，2009，三联出版社）。上述三剂药之所以起作用，还需要靠相应的触媒。我认准了四个触媒可以有效地传播思想、发挥药效：

第一，向“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思想领袖们学习，走出大学的象牙塔，走向街头，直接与“病毒”的携带者交流沟通，给他们当场治病。关于这一途径，我发现，最有效的是与城市决策者的交流。他们是中国社会中最具抱负也是最聪慧的一群。除了部分人的贪欲太重以至于堕落成为腐败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能最快接受新思想并令其发挥效用，可以说是立等见效。我常常在给城市的书记、市长们讲完课后，一小时内即被拉到工地现场，当场去阻止正在进行的河道裁弯取直工程、文化遗产被拆迁的工程、湿地填埋工程，等等。另外，就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治病而言，最有效的途径是给最高决策者建言。我关于诸如：国土生态安全格局、“海绵城市”建设、大运河遗产廊道保护等等的建言，最终都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最高决策层和国家部委的采纳或参考，并在全国发挥效用，那是最令我欣慰的事。也使我对治理中国城市和国土，再造秀美山川充满了信心。

我对部分已经毕业多年、并掌握废旧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和所谓的"专家"最感到无助，他们不但很难再接受新的思想，且往往是旧知识体系的卫道士，某种程度上也是既得利益者。而对于中国广大民众的教育，只能慢慢来，并从小孩开始。所以，我特别热衷于给掌握权力且并非专家型的市长们授课、给带孩子的家长们以及广大的青年学生授课。最大规模的报告是同时给11个会场的一万一千多名省部级、市县级干部同时授课。仅仅2015年，就给近2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中心学习组全体干部授课，这样的中心组学习往往书记市长坐镇，副处长以上干部悉数到场或必须补习，普及效率极高。授课内容包括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大脚革命”和“反规划”、生存的艺术、“海绵城市”和城市的“双修”（即城市修补和生态修复）。在三亚，一个月之内，就做了3场“大脚革命与美丽中国建设"的报告，每场由市委书记主持，授课内容一直普及到乡镇长和每个地产开发商。住建部部长陈政高曾经在多个场合风趣地说：“关于生态修复，北大的俞孔坚教授是专家，他去年在海口、三亚讲了几堂课，引起了轰动，到饭店吃饭，老板都不收钱！"（陈政高，2016在"学习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能力"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的辅导提纲，国家行政学院）。这并不夸张，对此，我很自豪，因为在我的小名前面被加上了“北大的”定语。因为这个定语，使听起来有些夸张和张扬的评语，也变得幽默而豪迈了起来。

第二，当然是办学，这也是向北大先贤们学习的。从大学一年级开始，通过培养新一代技术官僚，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对根治城市病有重要的功效。与第一种途径相比，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工程，也可能是个星火工程。但毕竟，北大的学生毕业后即使不能某个一官半职，也能出几个万贯之才，或是未来某部委的总规划师，至少可以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他们中有人能解救一方的土地和人民于病痛之中。但办学谈何容易！经过20年的折腾，从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中心开始，再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最后再搞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我和与我相携奋斗了二十年的李迪华老师，都已经从黑发变成了白发。想尽各种办法，用各种“曲线救国”的途径，从一个无编制的虚体机构开始，无中生有，坚持不懈要创办学院，期间的艰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与迪华每到困难之处，常常相拥而泣，毕竟要在北大的乔木林下生长，浓荫蔽日之下，任何一棵小苗能存活下来都是奇迹！但也毕竟在北大，经过二十年的努力，谁都不相信，在没有编制的起点上，竞然堂而皇之的办起了一个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而且居然入驻未名湖畔的红四楼————被认为风水最佳的地方，而引起的各方羡慕和嫉妒。没有办法！因为有历届北大校领导的强力支持，加上我们自己争分夺秒的行动！要知道，在入驻红四楼之前，学院是靠自己租房子办学的，每年要花近500万元租金！所以，前不久，全院师生一致讨论决定，在红四楼东面的松林里，给校长选一颗松，在松树下立一块碑，叫 “遗爱松，"以纪念其为学院发展所做的贡献。仿当年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因为怀念离任太守徐君猷的高洁与爱民风范，而在湖边建“遗爱亭，”并做记，以表达人去而泽存之意。相信，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这块碑会被燕园导游们作为故事来讲，也算给燕园增加一处风景！学院目前已经有了一个200人规模的在校研究生群体，十多位志同道合的教职员工群体，还有一个更大规模的高水平的校外兼职队伍，获得丰厚的社会捐款资助。并建立了哈佛-北大生态城市联合实验室，每年有十几位哈佛大学师生与北大师生一起，同窗探讨中国和世界城市发展问题。

第三，还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北大先贤那里学来的：发表文字和办杂志，包括新媒体。开始给一些杂志投稿都被欣然接受，但由于良药苦口，我的那些带批判性的文章很快引起了业内部分专家的警觉和愤怒，直言不讳而有效用的文章便不能顺利发表，于是和同志一起，决心自己办刊物。大家当然明白，这很难，办了五年，连个“户口”都没有，只有以书代刊。坚持5年之后，终于租用了刊号，办起了《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并在同志们的齐心协力而下，走向了国际，获得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传媒奖，并被评为2016 年全国最美杂志等称号。

第四，实践，就像当年北大先贤那样到乡下去从事社会实践。真理来自于实践，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是得益于北大的开放与包容，我开辟了一个社会实践的平台：土人设计Turenscape。从无到有，近500同仁的参与，为理论的发展和检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验基地，就像那些国家投入数亿元建立的实验室一样，我们进行着设计学的实验和实践。大脚革命的思想分别在规划和设计两个层面上展开：规划层面是“反规划”和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包括“海绵城市”的大量规划实践，从国家尺度到区域和城市尺度，先后完成了200多个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和“海绵城市”的规划：在设计层面上，则是大量低维护的、以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的当代城市设计和景观工程实践。生态性和艺术性是这些设计实践的特点。

到目前为止，体现上述思想的土人实践，已经遍布全国200多个城市，并走向了国际十多个国家。我可以自豪地说，它们在解决中国城市问题综合症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社会实践虽然是由一支专业队伍完成的，但北大的学子在前期的研究阶段和后期的检测阶段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尽管社会上反反复复讨论产学研的问题，以及教授的社会兼职问题，至少在我的专业领域，离开社会实践就等于离开理论和技术创新的阵地，也就没有在国际前沿学术领先的机会，无从谈起国际一流或国际接轨。二十年来，北大的包容与开放使"土人设计”得以发展成为引领国际设计界的一个品牌。当然，学生和学院也因此获得学术、课题和经费上的源源不断的支持。对此，国际和国内同行朋友常常羡慕不已："这只有在北大才可能！"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坚持了二十年的土人实践以及土人实践与北大景观之间的共生共荣关系，为新时代的创新创业多少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参考。这在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北大的“守正笃实”的精神———不是指我自己，而是指北大所营造的氛围。

这篇文章读起来多少有些像是在自吹自擂，又像是愤青的抱怨，也或是给所有一起艰辛走过来的北大人的告慰，但在中国这个时代如此恢弘磅礴的大潮里，不写自己知道和得意的那点事儿，还能写些什么有深度的文字呢！一方面，毕竟我有幸经历列了这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高潮，并自命不凡地苦苦抗击着蔓延全国的各种城市病，且一直在倍感孤傲地可留下了可供考据的文字及实践案例。抛下下这一堆砖，权当为后来者做敲打、批判或吸取经验教训，以做玉石大厦之粗料吧；而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我自以为是在以一位北大人的豪迈来讴歌北大精神的威力和不灭!

（注：本文一部分内容曾首次发表在：《景观设计学》，2015第五期，主编寄语：给中国城市治病———我的18年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