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的理性与权威之谬误

文献来源：俞孔坚.规划的理性与权威之谬误[J].规划师,1998(01):104-106.

“规划赶不上变化；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这无论是自嘲还是评语，都生动地描绘了规划之苍白和对其价值的怀疑。不满于上述处境，所以又提出“规划是龙头”，以强调其权威与尊严。这两点关于规划的评论实际上都放映了人们关于规划师和规划的一个谬误：规划师是能卜未来定时事的，规划师的规划是正确无误的，决策者必须服从。这实际上来源于人们关于规划的理性与权威的谬误。这些谬误包括： 　　

1秩序和统一 　　

秩序和统一是规划师追求的目标，每一寸土地都必须经过规划，归属与某种用途，达到某种效益，力图在总体上达到最大的效益和最的感叹。而一个完全秩序和统一的规划一旦实现，其结果又将如何呢？我曾住在一个被称为规划样板而又完全安规划建设的美国新城南加州的尔湾(Irvine)两年，充分体验到了所谓“规划”可能达到的极至。那就是开车十分钟，而且必须开车，你能买到一瓶汤料，再开车十分钟可以去理发店。整齐的街道、广场和精致的管理，使你感到你站在论何一个地方都经济的状态。 一旦有不符合规划的行为发生(实际上经常在发生)，便有了规划无用或规划不受尊重是多余的，若不是在一个经过严格设计的地方，你会感到坐立不安，而不知所措。在严格的理性支配下的秩序和统一，生活将失去情趣和自由。 　　

所以，期望实现严格秩序和统一的规划实际上是一个谬误。 　　

2追求最大效益 　　

规划师往往在追求最大和最优，基于成本效益分析，把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和人造资产都折算成货币单位，相信只要有合理的价格体系，最优的规划方案就可以制定出来。这里规划师就必须面对一个苹果和橘子(Apple and Orange)的经典问题。理性的规划师总是力图在苹果和橘子之间建立某种换算公式，以便求得一个总体的最优解。但是，无论多目标规划的公式有多么复杂，苹果还是苹果，橘子还是橘子，只有决策者才有机会在两者之间作选择，或给予不同的优先权，而这也只是暂时的。谁又能肯定导致某一种杂草灭绝的水库大坝对人类的贡献可能还不如这种杂草呢？今天的杂草也许正是明天的治癌良药。 　　

效益最大这一理性的谬误在于：它用货币价值来衡量环境资产和土地的成本或效益。而一个合理的资产计价必须依赖于完全的信息背景，但这种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它假设自然资产是可以用人为资产来取代的。这样一来，所谓的最大效益就被误以为可以通过维护最大的人为资产和自然资产之和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对资源与环境的持续利用来取得。它把效益作为人类代际之间以及人与其它物种之间环境资产分配的唯一决定指标。但实际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当代人的此时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种的偏好。 　　

所以，以经济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指标为指导的理性规划实际上是一种谬误。 　　

3自然决定论与生态最适 　　

生态最适化模型相信人类的知识可以为人类寻求一条明确无误的、最佳的行动路线，认为这正是规划所要遵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统的科学研究是取得这一目标充分必要的条件。这一规划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们的怀疑(Litton and Kieiger 1972;Alexander 1986;Faludi 1987)。人类的知识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有人甚至认为知识尚不能完全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Davidoff 1965)。这种观点得到Simon的认知学研究的支持(1957)。他认为人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存在着许多局限性。没有一个决策过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则。人类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时考虑所有可能方案后再作决策。人类并不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满意的(Satisficing)，并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径。 　　

尽管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实际上两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兼容的(Pearce 1973)，经济上的最优化途径并不是生态上的最适途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相矛盾的。所以，生态最适的理性规划即不可能，也难以实施。 　　

4规划师的理念是权威 　　

规划师总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抱怨，感叹自己美好的、甚至是完美的构想被不谙科学、理性残缺的决策者或者是大众所掏碎。但一旦规划师的理念真的成为城市和社会发展的模式和权威时，结果又将是如何呢？Ebenezer Howard的“花园城市”(Howard 1946)可以说是本世纪初规划师们的最完美的构想了，旨在通过发展卫星镇摆脱大城市的约束，利用农田和绿地阻隔城市的蔓延，使人与自然重新亲和。 这一模式在英国成为新镇法(the New Town Act)的核心，在很大成度上也是欧州和北美新社区发展的基本模式，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其结果不但没有改变城市这一藏污纳垢、恐怖暴力的场所，而且，大规模的郊区化使大自然被分割的支离破碎，人与自然本质上更加分离，大城市的扩展也并没有停止。 　　

“顷宅城”(Broadacre City)是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Frank Lloyd Wright的理想城市，被称为是城市科学规划的一个模式(Pregill and Volkman 1993)，这里汽车代替了步行，独家住宅整齐分布，商业网点精心设计，其结果是类似上文提到的Irvine式城市的泛滥，只可观摩不可生活。 　　

现代主义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建筑与规划大师le Corbusier的”辐射城”(La Ville Radieuse)所带来的后果更使我们看到规划的理性与权威的谬误，在这个模式里，建筑和城市被当作机器，钢筋玻璃摩天楼矗立在公园绿地之中，为高速而设计的交通系统连接城市机器的每一部分，摩天楼围绕交通集散中心，这便是现代城市的形象，其中生活的现代人又体验到什么?它使城市最具魅力的街道生活不复存在(Hough 1990)，人在一个巨大的机器面前失去了场所(Out of Place)。快速的交通系统成为自然人和社会人同生活和文化设施之间的障碍而不是通道，不但没有把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缩短，却把城市变得遥远而陌生，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 　　

所以，规划的权威与失去权威的规划一样危险。追求无上权威而穿上“新衣服”的皇帝，实际上在犯最与权威无缘的错误。 　　

理性规划所依赖的完全的信息和准确无误的知识等条件都是难以实现的，这就决定了规划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规划是在创造性地适应自然与社会过程，而不是在实现自己的理念；规划师是一个多面的辩护士，而不应是权威和决策者，他为君主辩护，也为乞丐辩护，为人类辩护，也为其他生命辩护。规划既不应追求、也不可能达到最大和最适，而是在追求一种博弈论中设想的平衡点(von Newmann and Morgenstern 1947. Luce and Raiffa 1957)，以使各方利益能达到某种安全水平，在空间上即为某种安全格局(Security Patterns)，包括生态安全格局，视觉安全格局，农业安全格局，等等(Yu 1995，1996，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