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场所性：景观设计的几个途径及比较研究

文献来源：俞孔坚.追求场所性:景观设计的几个途径及比较研究[J].建筑学报,2000(02):45-48+67.

一、引言

关于景观的概念（Landscape），包括专业人士在内，有许多不同的理解，而实际上，景观概念本身也随时代的发展而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俞孔坚，1987；俞孔坚、刘东云，1999）。这里笔者赞同Newton的理解，将其定义为土地及土地上的所有物体和空间的综合，（Newton,1971）。景观不仅是地表所有现象的综合，同时它是有结构和功能的。

景观的结构包括土地本身构成元素的垂直和水平关系，同时包括土地上物体和空间以及它们与场地的互相关系。景观的功能则表现为景观对其使用者（包括人和其它生物）的意义，以及发生在景观中及景观之间的各种物质流和能源及信息流。

景观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就是对土地及其土地上的物体和空间进行安排（Newton,1971）,来协调和完善景观的各种功能，“使人、建筑物、社区、城市以及人类的生活同生命的地球和谐相处”（Simonds,1997）.参照 Steinitz（1990）对设计过程的理解，一个完整的景观设计过程包括：

（1）陈述模型：对景观现象和结构的描述及分析。

（2）过程模型：对景观功能的分析

（3）评价模型：对现状的景观的结构与功能关系作出评价，找出所应解决的问题

（4）改变模型：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途径和办法，使景观的现有结构和功能得以改变

（5）影响模型：预测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6）决策模型：选择一个较优的解决方案，并努力将其付之实施。

其中前三个阶段着重于如何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即认识世界，而后三个阶段着重于如何解决问题，即改造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讲，前者决定了后者。基于这种理解，本文将从设计过程的陈述模型、过程模型和评价模型,比较和分析几个不同的景观（规划）设计途径。

二、景观设计的几个途径

本文将着重对五个设计途径进行比较分析，包括中国传统“风水”途径、林奇的“城市印象”途径(Lynch，1960)，“场所精神”(Genius loci) （Heidegger,1971; Relph,1976; Norberg-shulz, 1979, 1988）途径、马克哈格的“设计遵从自然”(Design with nature)途径（Mcharg,1969,1981），景观生态(Landscape ecology)途径（Forman and Godron,1981;1986；Forman,1995；Risser,1987；Turner,1989）。最为参照，本文还列表概述了众所熟悉的西方古典形式美途径和中国传统意境美途径。这些途径对同一景观客体的相同或不同的侧面用不同的语言和模型进行描述、过程分析和评价，从而提出不同(或相同)的景观改变模式。纵向研究各个途径的陈述模型、过程模型和评价模型的逻辑关系，横向比较各个途径的异同点和相互联系，对我们全面理解景观及其功能，认识问题，并提出解决的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表1：几个设计理论框架比较

设计途径	过程模型	评价模型 (结构和功能的关系)	陈述模型 (对景观现象和结构的描述)
“风水”途径	气流与择居过程：气之流变，其在景观中之聚散，以及人的择地而居（葬）以顺应气流的过程。	生气：阴阳冲和之穴，形态上为藏风聚气的四神兽结构，强调环护有情、水口关栏、蜿蜒曲折、连绵不断、结构完整等对生气的意义。	葫芦模式：以龙、穴、砂、水、向作为描述的基本元素。景观被视为一个环环相套的盒子中的盒子空间分形结构。
林奇的“城市印象”途径	（城市）景观的印象过程：景观作为视觉感知和体验的空间，关注人的空间认知和定位过程。	可想象性(Imageability)：可读性、清晰性、可见度，强调个性和结构特征对印象过程的意义。	点一线一面模式：节点，地标，路径，边缘，区域。景观被视为由主导元素构成的点、线、面或网络序列，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系统。
“场所精神途径”	栖居过程(Dwelling)：人在环境中的定位和认同过程。使人适应于环境、归属于环境、以环境为自我从而关怀环境	场所性(Placeness)： 强调场所精神――人所必须面对的和必须适应的实在和预设的力量。适应和显现场所的精神才使景观具场所性和具有含义，使人获得认同和定位。场所精神体现于场所的性格和空间结构中。	空间(Space)模式：景观被视为是由一系列场所构成的，场所则由空间和性格（氛围）来分析。空间由边界围合而成，空间内外由豁口强化。
马克哈格的“设计遵从自然”途径	（垂直）自然过程：地段内的地质、地貌、水文、生物等过程及其对景观的内在价值和人类使用之决定作用。	适宜性(Fittness)：强调人类活动适应于自然过程，通过土地适宜性及限制性的评价揭示土地的内在价值和使用方式	千层饼模式：非生物-生物-人类活动属性相叠加，景观被视为反映土地内在价值（适宜性和限制性）的资源斑块镶嵌体。本质上是个点、线、面模式
景观生态途径	(水平)生态过程：景观中的物流，能流，干扰，生物流。强调水平的功能流。	生态的有效性：强调景观的异质性、连续性和完整性对维护生态过程的有效性。从景观元素的形状、尺度和空间构型来评价景观结构与过程的相互作用。	斑块-廊道-基质模式：景观被视为离散的斑块结构、网络结构、指状交叉结构、棋盘结构或上述各结构的组合。本质上是个点、线、面模式
形式美途径	视知觉过程：景观感知作为一个视觉审美过程，作为“看”的对象，成画的过程。惟美的。	形式美：强调以形体、线条、色彩和质地的对比、均衡等原则对形式美的意义。	形体、线条、色彩、质地：将景观作为视觉艺术的对象，进行描述和分析。
意境美途径	体验过程：景观作为一种生活体验和陶冶情操的场所。人同时是看者和被看者，是画中人。惟美的。	诗情画意：强调意味，场景。通过曲折幽深，风花雪月，小中见大等使触景生情，创造诗情画意。	葫芦模式：把景观作为山、水、植物、道路、建筑的综合体验空间，进行整体描述。

2.1 “风水”途径

风水之科学仰或迷信均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实际上也没有就此讨论的必要（俞孔坚，1998）。 “风水”作为设计途径的过程模型实际上解释了气之演变、聚散及与人居的关系。简单地可以归结为一个化始-化机-化成的逻辑。

所谓化始，即天地万物皆始于阴阳，气之本体即为无形之太虚。阴阳之气充满于天地之间，“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张载，《正蒙》•太和篇）。这是天、地、人、生得以合一的本体论依据。

所谓化机，即无形、无质之气体现为现象或“东西”(Things),大自然的所有现象，包括风、云、雷、雨、霜、雪、昼夜、四季之交替无不为气之运动、聚合之形态。气还体现在精神和人伦： “……飞潜、动植、灵蠢、善恶，皆气所必有”“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气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参两篇）。

所谓化成，即基于上述气之运动规律，仰观天象，俯察地形，审四时，定方位，“顺五兆，用八卦，排六甲，布八门，推五运，定六气，明地德，立人道，因变化，原终始”（《青囊经》）,使阴阳冲和而得生气，有生气则福禄永贞，万物化生。   

“风水”的评价模型是“生气”模型，生气即阴阳冲和之气，落实到形上而为藏风聚气之地，即四神兽模式,强调“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葬书》）。即山势连绵起伏，水也自然回环有情，源远流长，土厚植茂。

“风水”的景观陈述模型是一个以龙、穴、砂、水、向为基本元素的“盒子中的盒子”或“葫芦套葫芦”的模型（俞孔坚1998）。大到国家、州府、郡县，小到村落、家宅、寺庙，整体大地景观围绕着“居所”（穴）被陈述、解释为一个多层次、多等级的地理分形系统（Yu，1994），这一陈述模式与点线面的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

2.2 林奇的城市印象途径

林奇途径的过程模型是以公众对城市景观的视觉感知为出发点的，很少涉及自然过程。讨论城市物质空间对普通人在空间辨析和定位的意义。在一个没有可印象结构的城市空间中，人将迷失方向，不知所措。

所以，林奇途径的评价模型强调一个健康、安全和美好的景观取决于它的可印象性（Imageability）——物体所具有的，能在观察者脑中唤起强烈印象的特质（Lynch,1960,P.9）。从客观上讲，可印象性取决于独特性和结构性，前者是“使物体有别于其它，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后者意味着“物体相对于观察者及与其它物体的空间关系和格局”（P8）。

为了陈述这样一个景观的形象，林奇提出了一个“点—线—面”模式，即：节点、地标、路径、边沿和区域。这一模式独立于空间尺度，因而一个都市的景观可以表述为（或设计为）一个多层次的由点、线、面构成的地图或等级序列，或由主导元素构成的格局，或网络，或由这些格局组成的综合体（Lynch,1960，P.112-115）。

林奇的途径是建立在人的环境体验之上的，被环境和建筑现象学者划入现象学途径(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是营造和设计场所的途径（Relph,1976，Norberg-Schulz,1979，1988）,因而与“场所精神”途径是一脉相通的。

2.3 场所精神途径

与林奇可印象的城市景观途径相同，场所精神(Genius loci)途径也属于现象学派的一个途径，旨在认识、理解和营造一个具有意义的日常生活场所，一个人的栖居的真实的空间（Seamon,1980;Relph,1976;Norberg-Schulg,1979,1984）。其过程模型强调人在环境中的栖居(Dwelling)过程。而栖居只有当认同于环境并在环境中定位自己时才具有意义。要使栖居过程有意义，就必须遵从场所精神——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和适应的客观实在，一些预设的外在力。因此，设计的本质是显现场所精神，以创造一个有意义的场所，使人得以栖居。

“场所精神”途径的评价模型旨在回答：怎样的场所是有意义和可栖居的呢？即如何才有场所性(Placeness)？结论是认同（Identification）和定位（Orientation）。认同是对场所精神的适应，即认定自己属于某一地方，这个地方由自然的和文化的一切现象所构成，是一个环境的总体。通过认同人类拥有其外部世界，感到自己与更大的世界相联系，并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栖居于同一个地方（场所）的人们通过认同于他们的场所（Place）而成为一个社会共同体，使他们联结起来。这使场所具有同一性和个性。定位则需要对空间的秩序和结构的认识，一个有意义的场所，必须具有可辩晰的空间结构，这便是林奇的可印象景观。

所以“场所精神”途径所描述的景观由一系列场所所构成（见Norberg-Schulz,1979,p12）。而每一场所由两部分所构成，即场所的性格(Character)和场所的空间(Space)。一个场所就是一个有性格的空间。空间是构成场所的现象（“东西”(Things)）之三维组织，而性格则是所有现象所构成的氛围或真实空间（Concrete space）。两者是互为依赖而又相对独立的。空间是由边界所构成的，大地与天空，定义了空间之上下，四顾的边界定义了空间的周际。性格取决于场所的物质和形式构成，要了解性格，我们必须要问：足下之地是怎样的，头顶的天空是怎样的，视野的边界是怎样的？因此，在构成空间的边界上，场所的性格和空间得以重合。因此有了：浪漫的景观(Roamantid)――天、地、人互相平衡，尺度适宜，氛围亲切；宇宙的景观(Cosmic)――天之大主宰一切，可感受自然之神秘与伟大，使人俯身相依；古典的景观(Classic)――等级与秩序将个性化的空间联系起来(Norberg-Schulz, 1979)。

2.4 “设计遵从自然”途径

从剖析基督教文化的人与自然关系和工业化的灾难性后果出发，马克哈格发展了设计遵从自然的千层饼景观规划模式（McHarg,1969,1978），被称为生态规划途径，或人类生态规划途径（1981），带有明显的生态决定论，或自然决定论的特征（Steiner等，1987）。这一途径的的核心是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认识和尊重，强调土地的固有属性对人类使用的限制性和适宜性。因此，该途径的过程模型是建立在土地属性的自然过程分析基础之上的，相信地质学、水文学、土壤学、植物学和野生动物科学可以为认识和理解特定地段的过程提供可靠的数据。这些自然过程和相互作用基本上反映了地段上属性之间的垂直关系，即千层饼式的关系。本质上讲，McHarg的途径是以生态系统生态学为基础的，它强调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这是该途径有别于景观生态途径的主要点。用McHarg的话说，“地质和气候学的历史反映在表层地质中，后者又表现在水文和土壤属性中。这些属性的总和反映在适宜于相应的植物群落所生长的环境中。而特定的植物群落又为与之相适的动物的生活提供场所”（1981）。在这一千层饼的最顶层便是人类及其居所、历史和文化。自然过程，因其固有的价值适宜于或限制人类的活动，决定着社会的价值。因此，通过科学的评判自然过程来评价土地的价值。

在“设计遵从自然”途径中，评价模型的基本指标是适宜性和适应——选择合适的环境以及适应这个环境以求更加合适。一个适宜的环境是健康和富有创造性的。一个适应性的、合适的规划可以通过尽量全面地理解特定地段(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过程来取得。这样合适的规划意味着最节省的和最有利的。

因此，在该途径的陈述模型中，景观表述为土地与土地适宜性或限制性分布相关联的土地属性的嵌合图，呈点—线—面分布格局。

2.5 景观生态途径

经过近四、五十年的规划实践积累，景观生态规划作为一种景观规划设计途径已在欧美受到重视，在80年代中后期后，更是广受关注（Zonneveld and Forman,1990；俞孔坚，李迪华，1998）.试图对景观生态规划理论框架作一全面而清晰的概括，可能会有片面和过于简化之虞，不但因为景观生态的理论研究目前尚远未成熟，欧美学派之间尚有不同的观点和偏重，而且，规划的“客户”和景观的使用者也趋于多样化。仅仅考虑景观对人的“可印象性”或使用价值或开发的适宜性已远远不够，还必须了解其它多种生物是如何“感知”景观和利用景观的。不同生物对景观的评价是不同的。尽管如此，景观生态途径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法则使其成为有别于其它的景观设计途径（Forman，1995；俞孔坚，李迪华，1998）。

在过程模型中，景观生态途径着重于对穿越景观的水平流的关注，包括物质流、物种流和干扰，如火灾的蔓延，虫灾的扩散等。在目前的大量研究中，尤其强调物种的空间运动与景观格局的关系。

评价模型则围绕景观格局对维护和保全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来进行的。评价的一些重要空间指标包括：异质性（Heterogeneity），即景观构成元素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异质性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以及其它流动和干扰的扩散；连续性（Connectivity），相对于景观的破碎度，它是影响物种空间运动和持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空间的构型（Configuration）(Forman,1987)。

尽管与千层饼模式不同，景观生态规划途径对景观的陈述模型是水平性的，但其对“斑块-廊道-基质”的陈述，语言仍是一个“点-线-面”的模式。基于这一基本语言，景观被描述为散斑型景观、网络型景观、指状交叉景观、棋盘型景观以及这些景观类型的组合（Forman,1990）。

三、各途径的比较研究

通过纵向讨论各个设计途径的过程模型、评价模型和陈述模型，可以看出各途径内在的逻辑关系。但通过横向比较各个途径，不难发现各自的特点及其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和有机联系。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不同的途径反映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对景观认识的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

3.1 经验的回归：关于认识论

我们不妨把近现代现代分析方法，特别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实证科学之前的关于世界的认识体系称为前科学。“风水”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这样的一个认识体系，当然，“风水”论本身是有层次性的（俞孔坚，1998），包括①生物遗传层次，②文化积淀层次，③哲学解释层次，④技术解释层次，⑤迷信解释层次。本文所理解的风水是基于人类先天遗传经验和后天文化生态经验的一种哲学和技术的解释体系，是基于直觉和经验的景观认知和设计途径。千百万年的人类系统发育经验决定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对景观会有某种基于生存本能的直觉的评判。所以，“风水”不唯中国独有，几乎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类似“风水”的占地术（Geomancy）（Pennick, 1979)）。而千百年的文化生态经验又为特定文化氛围内的个体和群体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环境认知模式(Kaplan, 1982)， 这个模式是“生物与文化基因上”的图式（俞孔坚，1997，1998）。其独特性反映了人对自然力的适应方式，包括生态节制机制和择居的定式。反映在这种定式中的人对“场所精神”的被动适应，不自觉地创造了真实的、富有含义的场所，使其具有无意识的场所性(Unselfconscious sense of place, Relph, 1976)。

尽管“风水”模式在中国大地上造就了令西方人赞叹不绝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观(Needham, 1956 ,Boerschmann,1906-1909)，但当西方近代科学随着传教士的足迹传入中国，并在景观改变中发生作用时，中西方两种设计模式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绝大多数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和殖民者都把风水称为巫术、迷信或行骗之术（De Groot,p938）。风水是所有近现代工程，包括在西方看来是国家发展所必须的工程项目如铁路交通、桥梁建筑等的最大障碍（Edikins, 1872; Eitel, 1873; Henry,1885; Ducks,1914）。有记载，为保卫类似工程的顺利进展，政府曾不得不派军队来阻止风水捍卫者的对抗活动（Henry,1885, p150）。 也正因为早期传教士和殖民者对风水的深恶痛绝，导致了大量风水典籍的销毁（Needham,1962），科学似乎占了上风。

 
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尽管我们的科学知识日趋丰富，分析技术和手段日趋完备，似乎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事实上问题却越来越多。当近现代科学的分析从客观世界中抽象出可定量的因素来描述世界时，却失去了“东西”和作为环境整体的“真实的世界”。现代人因此失去了生存之根本，丧失了场所(Placeless, Relph,1975)丧失了世界（ Worldless, Norberg-Schulz, 1979），城市空间系统变得机械，大地景观失去了温情和生活的气息。从而也失去了自身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失去了社区和参与意识，最后将失去对土地、对场所和对集体的关心（Careless, Norberg-Schulg,1988）。

基于对近代科学分析论的反省和对栖居意义的探索，现象学的规划设计途径孕育而生。现象学的规划设计途径（包括林奇的“城市印象”途径和“场所精神”途径）怀疑近现代分析科学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因而强调直接回到真实的世界中，主张描述的方法找回在现在科学分析中失去的场所的整体和实在性，用它们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世界的各个方面找回失去的世界，找回失去的归属和认同感，使人的生活重新具有意义（Seamon,1980）。

在近现代分析科学的基础上，以综合及交叉为特征的现代系统科学，包括系统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在人们认识和寻找“场所精神”的努力中挥了科学的作用。与“风水”模式和现象学的途径持有同样的理想：人与自然的和谐，McHarg在追求这种境地的过程中遵循了现代科学的方法。他相信，通过对自然过程的系统的分层分析，然后综合，可以达到人地关系的最适状态。这一科学的理性的景观设计模式继承了Patrick Gedes“规划基于测量”的科学思维（Faludi,1987），将系统生态学的生命与环境的关系应用于规划。而景观生态规划模式则是对生态设计途径的进一步完善，它被Naveh(1984)定义为整体人类生态系统(Total human ecosystem)的科学,把生态的概念从土地单元之内部各层属性之间的垂直联系，扩展到景观元素之间空间的水平相互联系,并在试图在整体人类文化圈与整体生物圈水平上研究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

在这两个基于现代系统科学的设计途径中，前科学模式中模糊而神秘的“气”过程认识为能流、物流、信息流、物种流进行分析，相应地，景观表述也从整体的直觉的把握变成日趋定量化的分析，然后又进行整体的把握，如“设计遵从自然”的途径中，层层的属性分析最后用适宜性(或有害性)来表达，使人想到风水的吉――凶表达模式；景观生态途径则用整体格局的属性，如异质性、完整性、连续性，来评价格局与过程的关系，同样使人看到其与风水途径的相似之处(表2)。 

吉祥的风水结构特征	景观生态意义
1.连续性和完整性（山脉，水系）	景观基质，走廊和斑块的连续性对物种的运动和维持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是景观生态学所强调并极力倡导的（如Merriam,1984; Forman and Godron,1986; Forman,1987;Schreiber,1988; Turner,1989;Haber,1990; Harris,1991;Selman and Doar,1991;Saunders and Hobbs,1991）
2.起伏（垂直方向）	景观生态学所未研究和讨论的，是否是一个研究方向？
3.蜿蜒曲折（水平方向）	动物更喜欢跨越曲线型的边界，而不是直线型边界，但动物很少沿曲线边界运动。曲线的河流有更丰富的动植物生境和更丰富的物种。曲线型走廊的运输速度小，破坏力弱。
4.围合和多重闭合（地形）	连续完整的景观基质构成开放式农田的景观生态基础设施（如Mauder,Jagomaeg and Kuelvik,1988），围合空间或盆地中的斑块起着能量、营养和水的聚集盆的作用，同时是避风之所，从而为丰富的物种提供了蔽护所。地形对生态过程的作用十分明显（Greory and Walling,1973;Swanson,et al 1988,1990）。
5.水口关栏	景观生态尚缺乏研究，但走廊断口的构型被认为对物种的空间运动有重要作用（Forman,个人交流）；风水中的水口实际上是连接不同空间或基质的战略节点，是空间之进出口。它们对风、水、物种流及人流的作用是可以肯定的。
6.凹中的突出（典型风水佳穴）	植物对凹形边界的占领和繁衍要比突部快得多（ Hardt and Forman,1989），捕食者更趋向于在凸点待捕猎物，而食草动物则更趋向于在凹部觅实（Schoener,1971;Chornov,1976;Krebs,et al,1974;Orians and Pearson 1978;Kareiva,1982;Forman and Godron 1986）。但对凹地中的凸点的景观生态意义，尚未有研究。
7.风水林及龙山（在村落之后或周围之山）	防风的关键地段，同时可能在阻止自然灾害（如火灾）扩散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如Swanson et al 1988,1990）
8.风水池塘（穴前）	水体斑块作为一个景观元素，可以调节不同季节的地上和地下水文状况，减弱干扰的危害，如旱、涝调节。增加农业景观之多样性和生物之多样性。有时是乡土物种最后蔽护所和物种迁移的空间跳板，而在景观整体结构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是来自周围农田的营养流的归槽，从而裁流了营养成分防治其对下游的污染。

所以，从前科学，甚至是伪科学的占地术，到近现代分析科学途径对场地整体性的忽视，到现象学途径对场地精神的呼唤，再到基于现代科学的景观生态设计途径，反映了人们对景观认识的不断提高，其中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一条从场所的不自觉，到场所的丧失，到场所的觉醒再到场所的复得的景观设计之路。

3.2 从“气”“神”到功能流：关于过程模型

深入仔细的分析就会发现，风水模式中所谓的气正是现象学派中的所谓的场所精神。风水中的择居（和择葬）的过程正是现象学派的“栖居”过程。“风水”的择居是在寻找和设计一种阴阳冲和之地，实质上是在天地之中为自己定位，并与自然和谐相处。而这正是现象学的定位和认同的含义。风水中的气是弥漫于周际的一种“东西”，被现代学者称为“宇宙之息”（Cosmic breath, Wheatleg,1971,p419），“致命之息”（Vital breath）(Skinner,1982, p114)，或“地电流”(Skinner,1980,p5)，而现象学的“场所精神” (Geninus loci, spirit of place)正是“气”的同义词（俞孔坚，1994），即：“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需面对的具体的实在”是所有现象或“东西”的综合，是一种外界既定的、预设的力量（Norberg-Schlug,1980,p1）。

气和场所精神都在表达人们日常体验中所接触到的现象的整体或功能流，而这一整体的功能流在现代生态设计途径中则被分解为能流、物流、信息流、物种流等。这些流发生于某一土地单元的各层属性之间（McHarg模式），接着，进一步认识到这些流发生于空间的不同景观元素之间(景观生态途径)。因此，相信通过景观用地属性和空间格局的设计协调这些流（功能），使人的活动及其构筑物与生命的地球得以和谐相处(景观设计的最终目的)。

因此，“风水”途径，现象学派的设计途径及生态设计途径的过程模型本质上都是在考虑人在天地（自然）中的定位及其与自然的谐调或认同过程。

3.3 从藏风聚气到良好的景观生态格局：关于评价模型

景观是否能藏风聚气，是“风水”评价模型之综合标准，这一标准下的理想景观实际上是一个人得以深藏于自然中的“葫芦”式盆地。这样一个模式对栖居过程可以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效应（俞孔坚1990）：边缘效应、闭合及尺度效应、豁口及走廊效应。这一理想风水实际上是现象学中基于场所精神的景观模式中的一种，即Norberg-Schulz(1980)所谓的“罗曼蒂克”式的景观（p.42）。在这里，天地交媾，阴阳冲和，在一个适应的尺度上，个体或家族得到了一个藏身之地，并能很容易获得与自然环境的认同，且在一个可捍卫和可管理的范围内，体现对自然的呵护。这被认为是中国大地上几千年来农耕生态景观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Yu，1992，1994;俞孔坚，1992）。因此，在理想风水模式中，既排除唯一神（天）主宰下的浩渺荒原，即被认为是不可藏风聚气的场所，也排除了具有明确逻辑而又有强烈个性化的景观，如此突兀的地貌、个性化的建筑以及放射形的直线而都被认为是充满煞气和应该回避的场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风水的评价模型所选中的是适合于中国农业盆地生态经验的、具有天地平衡、氛围亲切等场所精神的一种景观，这样的景观，能使国人最能获得认同感和定位，场所才最具有意义，“栖居”才最有价值。

有意思的是，这与两个生态设计途径对景观的评价标准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至于这一点，现代学者已有所注意（如王其亨，1989；尚廓，1989），有人甚至称风水为“宇宙生态学”（Astro-ecology,Bennett,1978）。而如果我们就风水模式中的一些吉祥模型在现代景观生态学的格局与过程的关系上来解释，就更能令人吃惊地发现风水中的气与形，同景观生态学中的流与格局之间的相似性（表2）。当然，现代生态学对这种关系的认识要深入的多。

值得一提的是，意境美的景观设计途径和“风水”途径的评价模型本质上是同源的。以意境美为指导理论的中国园林艺术把“诗情画意”作为最高标准，而作为中国造园之源的山水画则强调气韵，主张外师造化内得心源，所谓“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明，董其昌《画禅室论画》）。因此，具有气韵的画也是具有画意的景观，正如具有生气的“风水”佳穴一样，乃人生而感之，为人的一种本能体验。这种“内得心源”的直觉，本质上是一种对栖居场所的判别。中国古人把可居性作为山水画之最高评价标准，所谓“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

所以，用现象学的评价模型来评价“风水”景观，它是一种天、地、人关系最为和谐、亲切的栖居地，而这正是现代景观生态的评价模型中的生态健全的景观，也是富有诗情画意的美的景观。这种交合在我们的景观设计过程中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3.4 从葫芦模式到点线面：关于陈述模型

“风水”模式（以及意境模式）在陈述景观时，都在使用一个基本的图式，即葫芦模式（俞孔坚，1994，1998）四壁围合，一个豁口（可能延长为走廊），一个内腔。整个中国大地都是由这样一个模式来解释和分类的（Yu，1994;俞孔坚，1998）。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中，人是被围合在四壁之中体验和描述景观的。因此，他所看到的景观是一个连续的长轴画卷，如同看球幕电影。这与西方古典形式美途径的陈述模型是不一样的。而现代西方科学基础上的景观陈述模型则是一个点、线、面的“航测图”，人似乎远离地球，超脱于其生活的空间。不论是McHarg的千层饼模式还是景观生态途径的基质、廊道、斑块模式，景观都被描述成一个二维的点、线、面延展的平面图。“景观中的任意一点，要么落在景观的基质上，要么落在廊道上，要么落在景观的斑块上”（Forman,1995）。这一点、线、面模式，被认为是描述景观的基本的科学语言（Toth,1988）。

如果把林奇的可印象景观的陈述模型同场所精神途径的陈述模型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现象学的景观陈述模型是葫芦模型与点线面模型的结合，一方面现象学强调“内在性”（Insideness）对场地的重要意义，因而强调空间的闭合，因此标明内外之别的门、豁口、门槛具有重要意义（Relph,1976,p.49; Norberg-schulg,1980）；同时，强调通过点线面组织空间内部的“东西”使之可读、可解，具有清晰的逻辑关系，使空间本身具可印象性和可记忆性。

结语：天地—人—神合一，中西文化同归

人类来到这个地球上，无时无克都在寻求、设计一个良好的栖居地，并使生活充满意义。前科学时代，人与地球的关系是“我--您”的关系，恐惧而敬畏，使“我”依顺于“您”，以祈求您的呵护，因此，人类的建筑、道路、广场、田园无不是对自然力的显现和适应。所以，“场所性”是无意识的、真实的。对环境的不自觉的认同和适应，形成了人对土地的归属感，在天地之间求得了寻宿，获得得了栖居的意义。

近现代科学将人地关系颠倒，成为“我-它”的关系，景观由此失去了生命，在失去对自然力的敬畏和适应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场所）。现代生态科学继承了近现代分析科学的成果，而同时又强调对自然力的尊重，从而使人地关系恢复到“我-你”的关系。人们可以有意识地根据科学所给予的知识，基于现象学所给予的对场所精神的理解，有意识地创造真实的场所，主动地实现前科学时代所祈求的理想景观。

从考察无意识的场所的形成，到反省场所的丧失，再到有意识地设计充满意味的场所，正是本文关于景观设计方法论的出发点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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